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灵秀。书,记载着历史,反映着当下,思考着未来。一位先哲说过：“不读书的人,天和地都是狭小的,他充其量只能活上一辈子;多读书的人，天和地都是广阔的，他能活上三辈子——过去、现在和将来。”读书是一种品质，读书是一种责任，读书是一种情怀，读书是一种境界，读书，不仅可以使我们摆脱愚昧，洗去心灵的尘埃，走向文明；她更加赋予人才识与智慧，给人以信念与力量，通向成功、走向快乐的阶梯。我个人更偏好读史书，了解过去，观察现在，思考未来。

近读孙皓晖先生的《大秦帝国》，对其中的部分章节思考良久。秦帝国崛起于铁血竞争的群雄列强之际，虽然她只有十五年生命，像流星一闪，轰鸣而逝，但秦帝国所编织的社会文明框架及其所凝聚的文化传统，今天仍然规范着我们的生活，构成了中华民族的巨大精神支柱。历史上对秦帝国的崛起争议颇多，有苛政残暴说，也有奋发图强说，抛开这些争议，单单从秦国商鞅变法至统一华夏这个事实中去寻找经验和真理。我觉得其中三种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法制精神。秦何以从积贫积弱的西陲小国到统一华夏建立帝国?究其原因，那就是“坚守法治”。秦国法治及秦帝国法治，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自觉的古典法治时代，在中国文明史上具有无可替代的历史地位。秦之前，中国是礼治时代，秦之后，中国是人治时代。只有商鞅变法到秦始皇统一中国的一百六十年上下，中国走进了相对完整的古典法治社会。秦法的五大创造保持了出色的社会平衡：激赏与重刑平衡，尊严与惩罚平衡，立法深度与司法力度平衡，改进现状与发掘潜力平衡，族群利益与个体责任平衡，国家荣誉与个体奋发平衡。法治平衡的本质，是社会的公平与正义。正因为秦法具有高度的社会平衡性，所以才成为乐于为秦人接受的良性法治，才成为具有高度凝聚力与激发力的法制体系。

创新精神。春秋后期，战国七雄，围绕着田制与税制，各国都掀起了变法图强热潮，“创新者生，守旧者死”已成规则。然而除秦国之外的其他六国变法只是浅尝辄止，粗疏大意或流于形式或安于现状，没有触动旧世族利益，用现在话说无法触动既得利益群体。战国早期只有魏国李悝变法所推行的半新半旧的“五成田制”，直到秦国变法，井田制事实上没有在任何一个国家真正的彻底的废除。唯有秦国“求变图存”，废除“井田制和奴隶制”，以彻底的不断的变法革命，激发民众最旺盛的活力与国家最强大的实力为生存之本。以“奖励农耕，激赏强兵”为核心的秦国变法极大的调动了国人的积极性，使得整个秦国爆发出旺盛的生命力。

民贵精神。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民为贵”，是说人民的地位与权力，是至高无上，不可动摇的。一切政治权力与政治制度，从根本来说，都是来自人民、治于人民、为了人民。这个道理人人皆知，可古代君王又有几人能够做到。而秦国则从立法中体现爱民思想，《商君书》开篇《更法》，便申明了一个基本主张：“法者，所以爱民也。礼者，所以便事也。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这是由立法思想讲到变法的必要：因为法治的目标在于爱民，礼仪的目标在于方便国事;所以，要使国家强大，就不能沿袭旧法，不能因循旧制，就要变法。在《定分》篇中，商鞅又有“法令者，民之命也，为治之本也”之说。凡此，足见商鞅立法思想的人民性，在古代社会是绝无仅有的。商鞅这一立法思想，决定了秦法功效的本质。秦国变法的第二年，秦人“大悦”。若非能够真实给民众带来好处，何来社会大悦?

作为时代精神汇集的大秦帝国，最集中地体现了那个时代中华民族的强势生存精神。统一架构文明载体，使不同习俗的民族分支在同一文明载体下凝聚起来;兼容并蓄，消解融会外部流入的不同文明;崇尚法制，实行英才治国;这种强势生存的基本精神，已经在中国文明的历史发展中一以贯之地表现了出来。

时至今日，大国纷争，我们不妨回视2000年前的中华文明，与今日时局何其相似。十九大以来，随着《宪法》的修改和完善，《监察法》的出台，当下的中国在法制化的轨道上又前进一步;党中央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以及党的根本宗旨，其实是对以上三种精神的继承和发展，敢为天下先，以民为本，长久坚持下去何愁不民富国强，屹立于天下?(定远县纪委监委 韩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