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卷二十八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汉元帝常听人说一名叫贡禹的大臣学问、品行俱佳，遂任命他担任谏大夫，也就是专门给皇帝提意见的官。元帝虚心地请贡禹提意见。贡禹引经据典，说汉高祖、文帝、景帝时皇宫的宫女不过十几人，供皇家使用的马只有一百多匹。以后的皇帝一个比一个奢侈，宫女增至数千人，皇家养的马近万匹。贡禹建议元帝艰苦朴素，只留二十名宫女和几十匹马，除留下首都长安城南苑一块地方作为皇家打猎游乐场所外，其余的都归还给老百姓种粮食。元帝听了很认可，下令凡是他本人很少去的宫殿不要再修缮了，裁减专供皇家消遣的马匹和吃肉食猛兽的数量。

按说臣下敢于直言，君主从谏如流，后人该点赞才是。我没想到，《资治通鉴》的主编，曾任过参知政事的宋代名臣司马光还把贡禹数落了一顿。司马光认为，作为忠臣，向皇帝进言，“宜先其所急，后其所缓”，应当先就皇帝急需处理的大事难事提意见，如果大事难事皇帝重视了，解决了，那些相对容易的事，你不提自然而然也就办好了。司马光指出，汉元帝一向谦虚谨慎，崇尚节俭，即位之初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优游不断，谗佞用权”，朝廷中跑官要官的多，贪图享受的多，靠打击报复和吹吹拍拍的小人占据重要职位。贡禹闭口不提如何革新吏治而单拿节俭说事，是舍本逐末。贡禹如果不知道国家最严重的问题是什么，就不能说他是贤人；如果知道了，而不提出来，罪过就更大。

司马光不愧是大政治家，显然他的站位更高，看问题更深刻。贡禹不从汉王朝急需改进的吏治建言献策，却对崇尚节俭的元帝说勤俭节约，未免有揣着领导的爱好提意见的嫌疑，司马光说的确实有道理。

如今我们党高度重视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提出要经常性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让咬耳扯袖红脸出汗成为常态。但一些党员干部，出于得罪同事丢选票，得罪领导穿小鞋等顾虑，批评他人走过场，为批评而批评。如有的领导干部独断专行，听不进不同意见，有的人给他提出的意见，却淡化为批评同志不讲场合，而绝口不提该领导违反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危害；有的领导遇到问题绕道走，不敢担当，所提的意见却变成只抓业务，不重视理论学习。这种荒腔走板，变了味的批评作用如何，不言自明。

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我们党的三大优良传统作风之一，如今我们重视这一传统，意在让广大党员干部更好地了解自身存在的缺点和不足，尤其是导致为民服务宗旨意识淡泊等严重问题，引起被批评者自警自省，自我纠偏。那种不对准被批评者的痛点，应付差事，隔靴搔痒的“批评”，不要也罢。

（蚌埠市淮上区法院纪检组周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