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利（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原主任、教授，现任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在民国初年，徽州各地掀起修谱热潮。我对其进行了研究，对照其他族谱，《鱼川耿氏宗谱》在当时着力强调国民教育和职业教育之《祖训》是一种创举，确实是难能可贵的。我在2017年主编的《明清以来的绩溪社会》（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安徽大学出版社，2017年12月）一书中曾对《鱼川耿氏宗谱·祖训》中鲜明提出的“励学、劝业、垦荒、储蓄”等主张进行了解读。
绩溪人就是这样与时俱进，紧扣时代发展的脉博，因地制宜、因时制宜，不断开拓，以一种“绩溪牛”的韧劲和精神，在经济发展的道路上披荆斩棘，不断创造令人瞩目的辉煌业绩。
徐子超（2011年版《绩溪县志》执行主编、绩溪中学退休语文高级教师，中国地方志协会会员，安徽省徽学会理事，黄山学院徽文化研究会研究员）：
在绩溪众多的家训中，最值得关注的是《鱼川耿氏宗谱·卷五》中的《祖训》与《家族规则》。在编辑完自己的“祖训”“辛亥祠规”“袝庙规则”“办祭规则”“保管祠产规则”“祠首规则”“值年司事规则”“惩戒规则”诸项后，便录存了《家族规则》。《家族规则》采用的是条例体，此举有明显的民国初期立法的烙痕，具有一定的时代特色。整合后的章目、条目及谴词造句用语，说明家训已开始步入近代地方法（单行条例）的立法行列。编者认为这部《规则》“宗旨纯正、法意周密”，若实行之“足以救世而励俗、兴族而强国”，并寄望于“后世子孙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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