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宋朝以来百姓表现出对包拯的敬重，历代书中多有记载。就以肇庆为例，在历代编撰《肇庆府志》的官宦或人物卷中，包拯均有记载，承载着千年的文化传统。包拯主政端州（今肇庆）三年（1040—1042年），为什么赢得了端州百姓的信任、爱戴和拥护？笔者通过查阅大量史料概括为四个字——清正廉洁。

清正廉洁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也是一个常说常新的话题。有句老话“见古知今，鉴往知来”，从西周“廉善、廉能、廉敬、廉正、廉法、廉辨”的“六廉”标准，到春秋时期“廉者，政之本”，足见渊源悠久；之后，汉文帝把“贵廉洁，贱贪污”作为廉吏表率；唐女皇武则天把“廉平之德，吏之宝也”为官德之首；宋初两任统治者将清正廉洁摆在从政之要、为官之本突出位置。包拯“廉”在端州，给我们带来三点启示。

启示之一：有政治定力。包拯是一个官员，处理地方事务，履行职责，必定与政治思想分不开。举例来说，万历十六年（1588）编纂的《肇庆府志》记载包拯“清心直道”，似乎与政治没有什么联系，可是在他唯一存世的明志诗《书端州郡斋壁》上，“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字字折射出一代名臣的为官之道和清正气节，并且一生履践，至死不渝。我们看到，包拯所表达的清正好像只是一般志向和抱负，但实际上，又是他鲜明的社会政治理想。在这里，包拯的政治抱负是做一个清正廉洁的官员，这是他前进的思想动力和精神支柱，也炼就了“金刚不坏之身”。

行源于心，力源于志，志不强者智不达。我们认为，一个人有什么样的思想动力就会做成什么样的事，有什么样的精神支柱就会创造什么样的价值。因为他会用政治抱负的力量去战胜人的弱点，修养为精神成就。在古代，没有从政精神支柱，不是合格的廉官；在今天，没有政治定力，不是合格的共产党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检验一名干部理想信念是否坚定，主要看其在重大政治考验面前有没有政治定力”。党员干部的政治定力源于精神支柱，精神源于理想信念，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理想信念坚定，骨头就硬；没有理想信念，或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这种“软骨病”，有可能导致党员领导干部政治上变质、经济上贪婪、道德上堕落、生活上腐化。

难耐清贫莫为官，没有定力难成事。在社会的发展中，广大党员干部面临着各种诱惑和考验，而这种考验是严峻和冷酷的。没有被诱惑软骨的才真正称得上政治定力；没有被腐败侵蚀的才真正称得上清正廉洁。因此，一名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心中一定要有党，牢记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把理想信念植根血脉、融入灵魂，做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并且始终如一的坚持和诚笃。一旦进入那样的境界，他将产生一种政治本色的力量。因此，包拯的政治定力以清正廉洁为精神支柱，我们党员干部也可以清正廉洁为立身之本。

启示之二，有善政魄力。关注包拯，不仅看他说什么，更会看他做什么；不仅看他的修养，更会看他的行事。康熙十二年（1673年）《肇庆府志》有一篇“宋包孝肃公新祠记”云：“端之名宦，每以宋包孝肃公为首称，而公之善政每以清正为之本”。包拯在端州的善政表现在创办书院，建立邮驿，挖井防病，修筑河堤，教耕农业，设立粮仓，同化峒民，所有这一切“有功于端民”。还有不少史籍记载包拯掘井“泉清滑甘”、“食无患害”、“端州之人咸受其福”。宋代吴奎在包公墓志铭中记述包拯生平政绩，把在“端州为民掘井取水”列为最真实可靠而又最具权威性大事；元朝郡人董源有《义井记》、清代张渠《粤东闻见录》卷“井水”条，都说明了包拯的公仆情怀，立足清正之本。包拯独特的善政魄力，来源于清正，更落实在担当，他以在其位谋其事的浩然正气，担当起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做到为官有责、为官负责、为官尽责，于是履行了“能尽心敢救天下之弊，敢当天下之责者”的诺言。

笔者认为，善政最明确的准则就是要亲民，就是要为百姓办好事。善政魄力根植于清正无私。包拯在善政上可谓勤于职守，躬行践履宋太宗“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16字的《戒石铭》。当我们走向新时代的今天，那些善政魄力是否已经过时了呢？不，我们更需要有“不出成效不撒手，不见效果不收兵”的魄力。但是魄力从哪里来？魄力不是靠侈谈而是靠实干来形成的。领导意味着服务，善政意味着责任，魄力意味着担当。有魄力的领导者每走一步，都应留下一个坚实的脚印。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有庸政懒政怠政的存在，表现比较突出的是精神懈怠，不思进取，甘居中游，工作推进慢，任务不落实，怕决策失误，不敢大胆拍板。总的来说，懒政就是缺乏强烈的责任心，就是不担当、不做为。当前，将“担当”作为党员干部的一种品格，是改革发展的迫切要求。各个领域需要一大批党员干部坚守公仆情怀，敢于担当精神，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的业绩。尤其领导干部更要善政勤政，勇挑重担，开拓进取，把对上负责任与对下负责结合起来，以奋勇向前、无所畏惧的魄力，以“剑锋所指所向披靡”的势气，去干工作，破难题，促发展，为民生，以实干创实绩，以实绩赢民心。

启示之三，有敬畏之心。大家应该都知道“岁满不持一砚归”的典故。包拯在端州做知郡事，端州每年都要给皇帝进贡一定数量名贵的端砚，前任的很多知州借进贡之名，利用权力在定额之外加倍勒索，带走送给当朝权贵，以求升迁。包拯则不然，定额之外，一块也不多取；进贡之外，一人也不馈送；离任之时，一砚也不带走。后人还写下“掷砚成洲”的传说，这个故事“端之父老至今传颂不衰”。包拯作为一州之长，不多征一砚，又不持一砚归，事情看似很小，但反映敬畏权力、忠诚履责的思想境界却很高。我们知道，包拯和前任同样在知州岗位，同样管理贡砚，工作性质是一样的，而包拯对端砚处理的想法与前任不同，他能做到“不索额外，不取一砚”的清廉，这取决于他敬畏权力、慎用权力有着如履薄冰的审慎态度和责任意识。

权力是一把双刃剑，既可以成为为人民服务的工具，也可能成为谋取私利的手段。敬畏权力最基本要做到不徇私，徇私必然舞弊，徇私必然枉法，徇私必然不公。没有敬畏之心，就会放弃道德和良心，就会无法无天，为所欲为，无恶不作。从一个领导干部自身而言，敬畏权力，不让权力越轨逾矩，是廉洁从政成就一番事业的重要保证。党纪国法要求当今公仆：“牢固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可是滥用权力这种社会现象并不会因为我们这一良好的愿望而消失。腐败问题无论其表现形式如何，最终都可归结为权力的滥用。权力如何规范？有没有禁区？人们常说“把权力关进笼子。”也有人认为，依法确定权力、制度约束权力、阳光行使权力、合力监督权力，这些都是“筑起铜墙铁壁”的规范办法。

“打铁必须自身硬”，或许更说明官员自身素质的极端重要性。领导干部自身素质越高越有修养，敬畏意识就越浓厚强烈。有了这个素质，他们时刻想到权力在手，重任在肩；时刻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把心思和精力全部用在为群众谋利益上，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也只有敬畏权力，才能成就清正廉洁的人生。笔者认为，包拯在政治上、思想上、行动上形成了清正廉洁的体系，也就树立了百姓信任、爱戴和拥护的人物。也许有人会说，现在哪还有包公啊？作为历史人物包拯，已经成为历史，但是清正廉洁的命题仍然在历史中延绵地影响下来了。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了“三清”，那就是“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可以这样说，一个民族只有通过历史才能完全地意识到自己，无论历史如何变迁，无论时代怎样发展，廉洁永远是时代的需要，正气永远是人民的期盼。所以，历史发展到当今，依然把清正廉洁作为对从政官员的基本要求。

当然，我们不能从不吃人间烟火去理解包公，也不能从消极的意思去理解清正廉洁。清正廉洁，不是让大家当苦行僧，也不是过苦日子，更不是什么事情都不干，而是不饮盗泉，不以私情废公事，不拿原则作交易，这似乎不难做到。然而难就难在，人人在外都敬佩包公，一旦有包公的人物在身边，他就浑身不舒服了，乃至于讨厌。这是为什么？也许因为社会腐败现象令人发指，需要有包公清正廉洁的人来治理，但是，在和自己有切身利益的事情上，一般人对清正廉洁都没有丝毫感悟，甚至是尽量避开它。在他们的精神领域中，清正廉洁只是搁置在脑后的位置。想到这点，就像人们常说的，对人马列主义，对己自由主义。

“教诲是条漫长的道路，榜样是条捷径”。清正的人格魅力最动人，我们要以包拯为榜样，永远行动，一生践行。（徐冲 谢健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