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不受制约和监督，必然导致滥用和腐败。从依靠天灾、天象到借助道德、制度，中国人一直在探索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监察就是其中最有力的方式之一，监察制度的建立与我国统一国家政权的形成相伴相随。

早在夏、商、周时代，就已有监察活动的萌芽。秦统一六国后，在中央层面实行三公九卿制度，“三公”分别为丞相、太尉和御史大夫，其中御史大夫负责监察百官。在地方设立郡县制，并在每个郡设置监御史，主要职责是代表皇帝监察地方官吏。由此，秦产生了中央和地方两级监察体系。秦朝的监察制度重点在中央层面，主要目的是用御史大夫的监察权来制约丞相的行政权。

到了汉武帝时期，对地方的监察力度不断加强，刺史制度是当时监察体制最大的特点。汉武帝将除京畿附近七郡以外的地区划分成十三个州郡，在每一个州郡设一名刺史，负责监察工作。在每年的八月，刺史会“周行郡国，省察治状，黜陟能否，断治冤狱”。刺史虽然行政级别比较低，但可以向皇帝直接面陈奏事，他们的意见甚至可以影响地方官吏的奖惩升降。据《汉书》记载，在元帝时，荆州刺史上奏说当地官员为百姓谋利，州郡殷富，于是皇帝就赏赐给地方官400两黄金。这一制度在防止官吏擅权或渎职、确保政权稳定等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

除了刺史制度，汉代在古代监察史上还有个了不起的成就。那就是中国古代第一部性质明确、内容简洁的监察法规——《监御史九条》，又称《御史九法》。这个法规列出了九条行政、司法、财经、吏治等方面的违规行为，主要监察内容包括渎职、风纪、违制三大方面。

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局势动荡，但权力监督仍在摸索中前进。这个时期延续了秦汉以来监察活动法制化的进程，还增加了不少新元素，如监察机构的独立、谏官组织的系统化、御史权力的扩大等。当时的监察特点是既纠违法，又举荐人才；既考察官员的政绩，又考察他们的品行道德，奖惩并重。

和之前的朝代相比，唐代的监察制度更为严密，把御史台设置为最高的监察机构，下设三院（台院、殿院、察院），形成了“一台三院”的监察体制。

我们可能对“谏官”这个职务比较耳熟，其实在先秦时期它就已经出现了。但那时的进谏“仅仅属于政治责任感与道德品质范围的事”，而隋唐已经将其发展成了一项成熟的国家制度。谏官的主要职责是对国家政策、法令的执行情况进行监督，谏官制度的完善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盛唐时期政治清明和国势强盛。

“坚心持谏诤，自古亦艰难”，尽忠规谏不仅是一种政治制度，更深深根植于士人文化和价值观中。不仅唐人如此，宋人也是这样。《宋史》记载，刘安世刚被任命为谏官的时候，对母亲说，如果我当了谏官，就要仗义执言，可能会因此招致祸患；如果我因为您的缘故辞职，皇帝应该不会怪罪于我。他的母亲回答道，你有幸得到这个机会，“当捐身以报国恩”，要是获罪被流放，不论远近我都会随你一同前往。如此境界，令人敬佩。

宋代沿袭唐制，这一时期最大的特点就是“台谏合一”，“台”指的是御史台，“谏”指的是谏院。在宋代以前，台谏机构分属两个系统，而从宋开始，谏院与御史台都掌握了监察权，谏官可以弹劾，而台官也兼行谏议之权。这一制度使监察权实现高度集中，在明清时期也有沿用。

元代也设置御史台，实施中央监察职责。忽必烈曾说，“中书朕左手，枢密朕右手，御史台为朕医左右手”，可见御史台颇受重视。在这个疆域空前辽阔的时期，中央要如何保证对地方的监察到位呢？元代统治者仿照行省制，先后建立了四个行御史台，实行大区监察体制。行御史台作为中央御史台的派出机构，主要任务是加强对地方的镇抚和监督，还起着沟通中央与地方监察网络的桥梁作用。

到了明清，之前发挥重要角色的御史台退出了历史舞台，中国进入了都察院的监察时期。都者，首也，总也；都察院就是最高监察机关的意思。作为都察院属官的各道监察御史（明为十三道，清为十五道），虽然官职只有七品，但权力很大，可以“大事奏裁，小事立断”。

明朝废除丞相，权分六部后，按照六部建制，在吏、户、礼、兵、刑、工六科各设置了给事中这一官职，他们的工作内容和前代的谏官较为相似。这是独立于都察院的另一套监督体系，与都察院合称“科道并行”。这种交叉分工的双重监督体制很大程度避免了监察空白，有利于明清政府在官吏的选拔、任用、考核环节实施监督。

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纵横两千多年，内容丰富，特色鲜明，是古代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一环。无论是监察机构的建构、监察制度的设计，还是监察法制的创制，都在当时不同程度地发挥了惩恶扬善、激浊扬清的功能，对如今的国家监察体制也有积极的借鉴意义。（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沈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