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百年风雨，一些人已化为尘烟，一些人却传唱不衰。在皖东小城天长的闹中取静之处，有一护国寺，院中有一座二贤堂，供奉着两位与天长有关的贤士，一位是二十四孝之一弃官寻母的朱寿昌，另一位便是老百姓家喻户晓的一代清官包拯。

孝肃为包拯逝后朝廷给予的谥号，是对其一生孝廉刚毅作风的盖棺定论。之后的漫漫岁月中，他的事迹被不断弘扬、传颂甚至演绎，被官方推崇为清官典范，在民间更是成了鼎鼎大名的“包青天”。穿过历史细细究来，皆因在他身上闪耀着“孝廉智公”的中华传统精神风范。

在中国古代社会规范中，“孝”本是为官的前提，包拯就是一个至孝之人。宋天圣五年（1027年）中进士后，因父母年迈，包拯曾两度辞官，在家奉养双亲；父母老去之后，包拯又在双亲墓旁结庐守孝，守丧期满犹自徘徊犹豫、不忍离去。这与一些蝇营狗苟、不顾一切往上爬的贪官污吏形成鲜明对比。

景佑四年(1037年)，在父老乡亲的劝慰之下，在朝廷的轮番征召之后，39岁的包拯始知天长县（今属安徽）。上任之时，他曾赋诗明志，诗中“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两句道尽其做人为官之根本，清廉守正，刚直不阿。

在天长任上，他审理了著名的“割牛舌案”，为《宋史•包拯传》所记载，展现了“智”的一面。故事梗概是：一位农人的耕牛舌头被盗割，到县衙告状。包拯预料为农人仇家报复所为，令其回家杀而鬻之，因宋代律法私自屠宰耕牛犯法，结果引来嫌疑人诬告，从而破获案件。这样一件有原告而无被告的“无头案”，包拯能够根据实际情况科学分析研判，又能够灵活利用“私宰耕牛违反律法”引蛇出洞，终于将违法者绳之以法，可见其遇事有办法、做事讲谋略，彰显能员干吏本色，足以为后世所借鉴。

“廉”是包拯身上又一重要标签和光环。民间广为流传的《包公掷砚》故事就讲述了包拯爱民如子、体恤民情，不受端州砚工因表达敬仰而赠送的端砚，将所赠之砚抛入江中，掷砚处后来成为一片陆州的传说。这则故事是以史料为蓝本创作而成的，据历史记载，庆历元年(1041年)，包拯调任端州(今广东肇庆)知府。因端州出产砚台，而当时端砚是宋朝士大夫最珍爱的时髦雅器，此前的知府以进贡为名多方聚敛用来贿赂巴结当朝权贵，包拯则从关心民间疾苦、减轻人民负担的角度出发，命令制造的砚台满足贡数即可。他不仅不利用端砚投其所好作为进身之阶，反而严以修身、严以律己，恪守了“岁满不持一砚归”的承诺。

清廉是包拯一生的写照，他曾有句名言：“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他还把这种清廉理念植入家训、传之后世。《包拯家训》中言及：“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 清廉自守成为了包氏一门代代传承的家风，包拯次子包绶、孙包永年均恪守家规、颇有政声，以廉、孝著称，其孙永年被时人评价为“莅官临事，廉清不扰，而孝肃公之遗风余烈在也” 。

笔者看来，包拯的光辉形象之所以闪耀亘久，更体现在一个“公”字上。他“不畏强权、一心为公”的铮铮铁骨，“心底无私、公忠体国”的大局意识，让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击节赞叹、为之倾倒。包拯改革诉讼制度，敢于替百姓申不平，改变诉讼者不能面见长官的弊政，让老百姓可直接至公堂见官纳状、自陈冤屈，整顿了吏风。知谏院时，包拯凡以私人关系请托者，一概拒绝。他执法严峻，对亲旧不徇私情，“贵戚宦官为之敛手，闻者皆惮之”，把当时北宋的都城东京治理得“令行禁止、井然有序”。

嘉佑七年，一代名臣陨落，而后世的纪念绵延不绝。小说《三侠五义》、戏曲《铡美案》《狸猫换太子》等等，在小城天长，人们以各种各样的文学艺术形式演绎着“包青天”的刚正形象，既是对包公的歌颂褒奖，也是对中华文明精华的传承弘扬。包孝肃公“孝廉智公”的品质精神在今天仍不过时，值得人们学习借鉴和传承。

在如今的天长老城区西北一隅，建有一座胭脂山公园，其中的高阜名为胭脂山。包拯知天长时，见高阜因阳光照射、山色殷然，曾将其命名为“红山”。斯人已逝，“红山”依旧，精神永存，正是“一片忠心昭日月,千秋名士壮乾坤”。（天长市纪委监委 张泽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