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世纪中期至十七世纪中期，即明代晚期，中国遇到了社会转型的机遇，凭借着在丝绸、瓷器等方面的强大的制造能力与出口优势，与任何国家进行贸易都是顺差，全世界白银资本（货币）总量的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通过贸易渠道流入中国。明王朝的当政者们，面对好好的一局棋，最后满盘皆输，走向灭亡，这是什么情况？樊树志先生的《朝廷与党争》一书，从晚明王朝朋党之争为切入点，进行了深入而深刻的解读。

书中大量引用《明神宗实录》、《万历邸钞》等明代官方文献，全方位反映明王朝皇帝与朝臣、朝臣与朝臣间各树山头，各立门户，无休无止地窝里斗，最终耗尽了王朝的气数。

第一座山头是万历皇帝朱翊钧与郑贵妃拉起的帝后党。作为皇帝，朱翊钧根本不把江山社稷当回事，与朝臣们开展旷日持久的“争国本”。所谓“国本”，是指立太子，确立皇位的接班人。按照祖制，皇位接班人遵循嫡长子继承制。也就是说，继承人首先从皇帝与皇后所生的儿子中选定，如果没有，则从皇帝与其他宫妃之间所生儿子中挑选年龄最大的。朱翊钧与皇后没有生儿子，他与王姓宫女所生的儿子朱常洛是长子，朱翊钧宠幸文艺女青年郑贵妃，爱屋及乌，偏爱与郑贵妃所生的儿子朱常洵，他心中的皇位继承人是朱常洵，朱常洛根本不受待见。从他当皇帝的第十四年起，就有朝臣上疏，请立朱常洛为太子，朱翊钧应付的策略只有一个字——拖，他以各处借口敷衍。朝臣们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韧劲一而再，再而三所上的奏疏，大部分被“留中”——压在手里不交内阁讨论。有的奏疏言辞激烈，万历皇帝愤怒之下爆粗口、书中引用了他下的几道诏旨，其中“这厮”是个高频词，翻译成今天的话就是“你这个混蛋”，令人感叹一国之君的修养如此没有下限。有些朝臣，如言官（监察官）孟养浩因此被打了一百棍，革职为民。

万历二十九年，万历皇帝实在拖不下去了，才将朱常洛立为太子。为立太子，皇帝与朝臣竟然打了十五年的口水仗！朱翊钧一己之私心，透支了公信力，与朝臣们离心离德，怪不得御史马经伦在奏疏中发牢骚“皇上今日以泥沙视贤才，以草芥待台省，辱国伤重，莫此为甚！”

第二个山头则是朝臣们以出生地为界，结为朋党，开展党争，主要是浙党、齐党、昆党等。这些饱读圣贤书的朝廷重臣根本没有大局观，一心只想着如何排斥异己，将自己人放在重要岗位上，为此抱团取暖，不问是非，以人划线。书中尤其提到内阁首辅沈一贯作为浙党首领，指责东林书院人士是“东林党”，竭力排斥打击。整个万历时期，朝臣们最主要的工作是吵架，打击对手，真是乱纷纷你方唱罢我登场，乌烟瘴气。

党争最终导致其后的天启时代，心智不全的朱由校当皇帝，宦官魏忠贤趁机把持朝政，他所领导的阉党残酷镇压东林人士，使得朝中正人为之一空。魏忠贤还自导自演造神运动，各地官员为拍马屁，不遗余力耗费民脂民膏，给魏建生祠。更有甚者，国子监生陆万龄，居然向天启皇帝提出在堂堂最高学府国子监旁建造魏忠贤生祠，让文盲魏忠贤配祀孔子，皇帝居然同意了！

有道是自作孽不可活，明王朝历经万历、天启两位皇帝的折腾胡闹，以及只有利益没有是非的党争，其灭亡是应有的结局，怪不得后世的史学家们普遍有“明实亡于万历”、明亡于党争的共识。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正如樊树志先生指出的，明王朝一度经济繁荣，但政治体制没有进行相应改革，没有把内忧与外患消弭于无形的能力，走向了末路，其教训值得我们吸取。

党争并未随着明王朝的灭亡而彻底消亡，十八大以来被查处的严重违纪违法的党员干部中不乏搞山头主义者。据中国纪检监察报报道，甘肃兰州市委原副秘书长金晋哲是已落马的甘肃原副省长虞海燕的“心腹”。在虞海燕担任兰州市委书记期间，金晋哲竟要求其分管的年轻干部学习虞海燕和自己的讲话，写出学习心得汇报，甚至还编印成册，并按每个人的忠诚度予以不同程度的使用提拔。

那些热衷山头主义的干部，“我的地盘我做主”，搞小圈子，搞人身依附，把党的干部变成他们的家臣，其危害不可小视。今年新修订的纪律处分条例规定，党员领导干部在本人主政的地方或部门自行其是，搞山头主义，拒不执行党中央的大政方针，甚至背着党中央另搞一套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或开除党籍处分，这给热衷于搞拉山头，搞宗派者当头棒喝。

山头主义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作为党委（党组）、纪检监察部门，要充分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将反对山头主义落实落细到日常工作中，使党员干部明敬畏，守规矩，让搞山头主义的人没有市场，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倡导清清爽爽的同志关系，规规矩矩的上下级关系，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如此，我们党才能避免重蹈明王朝的覆辙，带领全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中国梦。（蚌埠市淮上区纪委监委驻区人民法院纪检监察组组长  周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