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正统初期，“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先后淡出政治舞台，有明以来第一位权监王振开始专擅朝政，招权纳贿，大小官员争相献金求媚。正统十一年(1446年)，时任山西巡抚的于谦进京奏议，有人劝他：“即使不送金银财宝，也可以带些诸如手帕、线香和麻菇之类的山西名产讨好王振。”于谦淡然一笑，拍拍双袖，嘴里蹦出四个掷地有声的字“唯有清风”，并作《入京》以明志，诗云:绢帕蘑菇及线香，本资民用反为殃。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历史镜头倒回永乐八年(1410年)的一天，年仅12岁的于谦驻足在一座石灰窑前，眼见一堆历经锤打从山中采出的青石，经过熊熊烈火煅烧，化作白色粉末，他深有触动，沉思片刻之后吟出脍炙人口的千古名篇《石灰吟》：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这段时间，一直在看电视剧《大明王朝1449》，该剧讲述了土木堡之变后，救时宰相于谦力排南迁之议，坚请固守京师，再造大明的千古功绩。于谦，字廷益，号节庵，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生于浙江杭州。永乐十九年(1421年)，考取进士。宣德元年(1426年)，他随明宣宗朱瞻基讨平汉王朱高煦叛乱，奉旨面唾朱高煦种种罪行，义正辞严，正词崭崭，朱高煦伏地战栗。正统十四年(1449年)，土木堡之变后，他以代理兵部尚书衔，组织京师保卫战，击退瓦剌兵的入侵。景泰年间，他铲除奸党，辅助朝纲，发展经济。景泰八年(1457年)，夺门之变后明英宗复位。于谦遭石亨、徐有贞诬陷 “意欲迎立外藩”，被冤斩于崇文门外。死后，家无余财。《明史》赞其“忠心义烈，与日月争光”。

当前，不良官场文化现象时有出现，一些党政干部推崇关系学、厚黑学和官场术，奉行关系网、潜规则。有些地方官借进京出差之机，“拜码头”“找靠山”“做攻关”“登云梯”，买官跑官要官，说情打招呼无处不在;一些党政干部一心只想当大官，一门心思“抱大腿”“搭天线”，“两年不提拔、心里有想法”“三年不挪动、就要去活动”，把心思用在拉关系、跑门路上,把精力花在找后台、寻靠山上，工作不理了，民生不管了，嘴上还不时冒出两句“为党尽职、为民造福”之类的口号;一些“地方大员”热衷于搞“政治投机”和“政治攀附”，主政一方，大搞权力寻租和利益输送，把自己主管的领域变成“权钱交易所”，靠“政治攀附”赚大钱，赚了钱再去“孝敬”“攀附”;一些官员痴迷“政治资源”、热衷“圈子文化”，对上谄媚逢迎、甘做“家奴”，对下颐指气使、自居“老板”，不谢党恩谢私恩、不认组织认靠山;更有一些党政干部“拉山头”“画圈子”“找团伙”,搞门客门宦门附，左右拉扯、上下勾连，恶化了地方政治生态。

“政治攀附”之所以存在，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总有高层级的领导喜欢“被攀附”，“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上梁不正下梁歪”。这种扭曲的心态造成了不少干部在所谓要人、名人、能人面前直不起腰，在面子、圈子、场子里动不了真，在私心、私情、私利纠结中撕不开脸，在理想、信念、事业上提不起劲。为了实现“攀附梦”，这些人往往开始在经济上“贪婪”，前脚刚刚成为达官显贵的“座上宾”，后脚就因破纪破法沦为“阶下囚”。“政治攀附”不仅污染了党内政治生态，同时也破坏了五湖四海、任人唯贤的选人用人标准。

良好的政治生态，是干部干事创业的重要保障。习近平指出，党内绝不允许搞团团伙伙、结党营私、拉帮结派，搞了就是违反政治纪律。党员只有一个上级,那就是组织。干部只有一个靠山,那就是人民。当下，要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环境，维护清清爽爽的同志关系、规规矩矩的上下级关系。要大力弘扬忠诚老实、公道正派、实事求是、清正廉洁的价值观，对像于谦一样，个性鲜明、坚持原则、敢抓敢管、不怕得罪人的干部，符合条件的要大胆使用，切实为敢于担当的干部撑腰鼓劲。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严肃执纪问责，对“政治攀附”露头就打,拔出萝卜的同时还要带出泥。要强化干部选拔任用监督，坚决铲“山头”、破“圈子”、倒“后台”，把政治规矩“立”起来，有效扭转“政治攀附”变态心理，彻底阻断“政治攀附”现象的蔓延。（滁州市琅琊区纪委监委 张登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