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乎。”

千古传颂的《岳阳楼记》，深切地表达了范仲淹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所呈现出的胸襟抱负，早已成为历代文人士子安身立命的精神动力，这一忧乐思想也是范仲淹一生言行最精炼的总结。

以能建功

范仲淹是北宋著名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文学家和教育家，他一生几度沉浮，但忧国忧民之心从未因一时的挫折而消减。无论是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范仲淹都心系国运，情牵民生，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范仲淹任泰州西溪盐官时，发现每年秋季海水上涨的时候，黄海水汹涌澎湃滚滚而来，泰州、楚州、通州等州县民舍淹没，人畜死亡，土地盐化，百姓无以为生。范仲淹在江淮发运副使张纶的支持下，克服种种困难，筑堰捍海，解决了海潮之患，使百姓安居乐业，时人颂曰：“我思范公，水远堤长。” 他在苏州就任后又遇上大雨成灾，大水3个月不退，“民田不得耕”。范仲淹提出了疏浚河道引太湖水入海的治水方案，并亲临一线指挥，仅用了两个多月的工夫，工程便全部顺利完成，从此解除了水灾之患，保障了江南四州农业生产的发展。范仲淹以“修围、浚河、置闸”为主的治水策略，泽被后世，自南宋一直至元、明的两浙职守，都依照这个模式去整治水患。

范仲淹的治理才能还体现在军事上。公元1040年，他奉调西北前线，担任边防主帅。针对西北地区地广人稀、山谷交错、地势险要的特点，范仲淹提出“积极防御”的守边方略，即在要害之地构筑城寨，修葺城池，建烽火墩，形成坚固的防御体系。他推行军事改革，取缔按官职带兵的旧制，改为根据敌情选择战将的应变战术；建立营田制，解决军需问题；精选将帅，大力提拔军队将领，使西北军中涌现出狄青、种世衡等一批名将。同时对沿边少数民族诚心团结，慷慨优惠，严立赏罚公约，使其安心归宋。这些军事策略，使西北军事防务形势发生根本性变化，边境局势大为改观，西北边境得以重获和平。

公元1043年春，宋与西夏议和告成，边境局势稍有缓和，范仲淹奉诏回京，升为参知政事。宋仁宗在天章阁召见他，询问关于国家兴革的大事。范仲淹对当时朝政的弊病极为痛心，于是认真总结其从政28年来的改革思想，提出“十事疏”，这就是著名的《答手诏条陈十事》，《宋史》中记载为“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长官、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推恩信、重命令、减徭役”。这十项改革，都是针对时弊的切实建议，主旨思想是通过廉政达到精兵简政，卸下朝廷背负的沉重政治经济包袱，进而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宋仁宗对范仲淹所提十项措施非常赞赏，当即颁布全国，付诸实施。新政虽只推行一年，却开北宋改革风气之先，成为王安石“熙宁变法”的前奏。

以廉名世

据《宋史·范仲淹传》载，范仲淹“每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自仲淹倡之”。当时不畏权势、正直磊落在士大夫阶层已经形成一种风尚，范仲淹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曾多次上书陈事，犯颜直谏，直指吏制与贪官。

仁宗二十岁时，“垂帘听政”的刘太后让仁宗同百官一起，在前殿给她叩头庆寿，范仲淹坚决反对：“奉亲于内，自有家人礼，顾与百官同列，南面而朝之，不可为后世法。”认为这样做混淆了家礼与国礼，损害君主尊严，便上奏要求停止庆寿。公元1035年，范仲淹因在苏州治水有功，又被调回京师，他看到时任宰相的吕夷简广开后门，滥用私人，范仲淹根据调查，绘制了一张“百官图”呈报给仁宗，并指着图中开列的众官调升情况，对吕夷简所用之人提出尖锐的批评。范仲淹被贬为饶州知州后，在附近做县令的梅尧臣，写了一首《灵乌赋》给他，劝他从此拴紧舌头，锁住嘴唇，除了随意吃喝之外，只管翱翔。范仲淹立即回了一首同题《灵乌赋》，斩钉截铁地表示，不管人们怎样厌恶乌鸦的哑哑之声，我却“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公元1043年，范仲淹在新政纲领《答手诏条陈十事》中提出的十项改革主张，其中的“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长官”等措施都涉及了官吏的考核和任用。依据新政政策，范仲淹亲自审查各路监司的名册，只要发现不称职者和贪腐之辈，便从名册上一笔勾掉。当时枢密副使富弼见此情景，不无担忧地对他说：“一笔勾之甚易，焉知一家哭矣？”范仲淹回答说：“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遂悉罢之。范仲淹徙知青州，仍对吏治腐败担忧，向朝中上书要求整顿吏治，云“其间纵有良吏，百无一二”。

范仲淹一生勤于修身，严于律己，公而忘私。按宋朝的规定，大臣临终前要留《遗表》，内容多是向皇帝提出对自己对子女和家人的请求。而范仲淹在《遗表》中，先是谈了自己生平志愿，接着谈了自己做人的原则和忧国忧民的忠心，最后他请求皇帝要“上承天心，下徇人欲。彰慎刑赏，而使之必当。精审号令，而期于必行。尊崇贤良，裁抑侥幸……”这份600多字的《遗表》，除了谈论国家大事、治国之道外，只字不谈个人和家庭之事。《孟子·尽心上》曰：“独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虑患也深”，范仲淹的一生不仅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凝练，更是“忧乐”观最好的诠释。

以德润身

范仲淹做人做官，时刻保持自省自律，时常说“不矜细行，终累大德”。

据记载，范仲淹从入仕至官居参知政事(副宰相)，直至去世，身边未增加一名仆役。他一生奔波各地供职，长期居无定所。到了晚年，其子弟劝他也在洛阳置地修园，“为逸老地”。范仲淹坚决反对：“人苟有道义之乐……况居室乎？”“吾所患在位高而艰退，不患退而无居也。”他担心的不是退闲后有没有地方住，而是国事繁忙退不下来。

范仲淹是当时著名的文学家，他的文章简练，笔锋犀利，才华横溢，很受人崇拜。他一生给人写了很多碑铭、墓志、序文等，但一律拒收酬金，分文不取。公元1046年，范雍去世，范仲淹给他写了墓志，称赞范雍是“邦之伟人”。范雍的儿子为了表达谢意，给范仲淹送去了非常贵重的礼物，他拒不接受。后来范雍之子又送去了父亲收藏多年的书画珍品，范仲淹仍然拒不接受。这一来范雍的儿子感到很为难，最后范仲淹只好留下了一本很普通的《道德经》。

范仲淹不仅自己节俭，治家也十分严格，要求子孙也要生活俭朴，其“子孙皆守其家法”。据载，儿子范纯仁结婚时，他听说儿媳的嫁妆“以罗绮为帷幔”，愤言曰：“罗绮岂帷幔之物耶？吾家素清俭，安得乱吾家法？敢持归吾家，当火于庭！”最后儿媳果然没有把罗绮带来。

范仲淹虽然自己清廉节俭，却乐善好施。他晚年回到了家乡姑苏为官，把所有收入和赏赐都捐献出来，设义田、建义学。在苏州首创“义庄”。一生为官的范仲淹至死身边几乎没有资财，“殁之日，身无以为敛，子无以为丧”，“而殓无新衣，友人醵资以奉葬。”虽贫穷至此，却为时人爱戴。《宋史》载：“（范仲淹）死之日，四方闻者，皆为叹息。”数百位羌族部族的首领，“哭之如父，斋三日而去”。

范仲淹一生才堪大任，德匹其位，道德文章盖世。苏轼称其为“盖行求无愧于圣贤，学求有济于天下，古之所谓大儒者，有体有用，不过如此。”尤其是他的“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所呈现出的政治理想、家国情怀和价值取向，为后世立下了一座精神丰碑，也理应成为所有为官为政者的价值追求！（薛洪波 吉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卜宪群点评

宋以忠厚开国，但如清人赵翼所言：“独于治赃吏最严。”（《廿二史札记·宋初严惩赃吏》）宋代的右文政策与重科举的国策，也激励了士人崇尚名节，讲求礼义廉耻、忠孝气节风尚的形成。严惩赃吏的法治措施与士大夫的儒家文化认同，有力推动了宋代廉政的新发展。

因此，有宋一代不仅出现了诸多在中国历史上名垂千古的廉吏，如包拯、欧阳修、岳飞等，也出现了多姿多彩的廉政思想。他们主张为官重廉，“居官不言廉，廉盖居官者分内事”。（陈襄《州县提纲》卷一）他们主张为官谨慎，“一日立乎其位，则一日业乎其官。”（《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二十四）他们还主张为官勤政，“鸡鸣听政”“家务尽屏”“公而忘私”。（胡太初《昼帘绪论·尽己》）

宋代廉吏中，范仲淹为代表性人物。他既以能建功，又以廉为本，以德润身，集廉能于一体，是我国历史上“六廉”思想的忠实践行者。（卜宪群：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