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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精神

1947年 6月,根据党中央的战略部署,刘伯承、邓小平率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第1、2、3、6四个纵队12万人,抢渡黄河,飞越陇海路、黄泛区,抢夺沙河、涡河、洪河,抢渡汝河、涡河、淮河,在敌人围追堵绝中辟出开一条血路,千里直插大别山,在以金寨为核心的大别山区站稳脚跟,重建了中原解放区,建立了大别山革命根据地,揭开了人民解放战争由战略相持进入战略反攻的序幕,标志着中国革命解放战争的历史性转折,形成了以“听党指挥、勇担大责、艰苦奋斗、实事求是”为基本内涵的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的伟大精神。

在隆重纪念刘邓大军千里挺进大别山 70周年的今天,我们追忆这段光荣历史,一方面是为了无限缅怀先辈们的光辉业绩,另一方面是不忘初心,继承和发扬先辈们创造的千里跃进大别山的伟大精神,把先辈们开创的伟大事业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推向一个新的阶段。

一、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概况

1947 年 6 月,人民解放战争进入到第二年,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作出了以人民解放军主力转向外线作战,将战争引入国民党统治区的重大战略决策。毛泽东在《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中明确提出:“我军第二年作战的基本任务是:举行全国性的反攻,即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在外线大量歼敌,彻底破坏国民党将战争继续引向解放区,进一步破坏和消耗解放区的人力物力,使我不能持久的反革命战略方针”。?

当时国民党战场的战争态势是,对山东解放区和陕甘宁边区的重点进攻遭受到重创,但重兵仍深陷于东线的山东和西线的陕北两个战场,而它的中央战线则兵力空虚,整体呈两头粗中间细的哑铃形阵势。针对国民党军的兵力部署和战略态势,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实施“三军配合,两翼牵制”的战略部署,实行战略进攻,千里跃进大别山,逐鹿经略中原,揭开了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序幕。以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率先转入外线,实施中央突破,强渡黄河,挺进大别山;陈赓、谢富治率领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一部和陈毅、粟裕率领的华东野战军主力随后分别向豫陕鄂、豫皖苏挺进,三军呈品字形阵势,在中原地区配合作战,迫敌回顾,策应内线作战,从根本上改变敌我攻防态势;处于内线的陕北、山东人民解放军则在两冀进行牵制,拖住重点进攻之敌,策应三军经略中原,形成中央突破,三军配合,两翼牵制,内外线协同作战的战略进攻体系。

为加强对中原地区党政军工作的统一领导,1947 年5 月 16 日,中共中央批准成立由邓小平、刘伯承、李先念、张际春、郑位三、李雪峰、刘子久、陈少敏等组成新的中共中央中原局,由邓小平任书记,并任命李先念兼任晋冀鲁豫野战军副司令员。随后,中央军委决定,以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第 1、2、3、6 纵队12万余人组成南征野战军(亦称刘邓野战军),执行外线作战,向中原突击的战略任务。

在经过周密安排后,6月30日夜,刘邓大军在鲁西南地区山东阳谷以东张秋集至菏泽以北临濮集间长达150公里的黄河正面, 从8个地段同时发起强渡,一举突破国民党号称“可当40万大军”的黄河防线,随即发动鲁西南战役,经过 28天的连续作战,连克鄄城、曹县、郓城、定陶、嘉祥5 座县城,歼灭国民军4个整编师师部、9 个半旅、5.6万人,调动了国民党从山东、陕北和中原抽调7个整编师17个半旅驰援鲁西南,打乱了其战略部署,有力地配合了山东和陕北解放军粉碎国民党军的重点进攻,并为挺进大别山打开了通道。

7月23日,毛泽东致电刘邓:“下决心不要后方,以半个月行程,直出大别山。”29日,毛泽东起草了标有3个“A”的加急绝密电报,“现陕北情况甚为困难,如陈赓谢富治及刘伯承邓小平不能在两个月内以自己有效行动调动胡宗南军一部”,“陕北不能支持”。刘伯承、邓小平看到3个“A”加密电报,深感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寄予的重望,马上复电中央:完全服从中央决定!

1947年8月7日黄昏,刘邓大军兵分3路,挥师向南,悄悄开始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千里跃进大别山的战略行动。11 日越过陇海铁路,挟“狭路相逢勇者胜”的决绝气势,通过宽达 80--90 里的黄泛区,连续渡过涡河、颖河、沙河、洪河、汝河、淮河,突破了国民党数十万大军的前堵后追,于 8 月 27日进入大别山北麓潢川、固始等地,胜利完成了千里跃进的任务。当天,以中共中央中原局名义向各部队指示:“义无反顾创建巩固大别山根据地,并与友邻兵团配合,全部控制中原。”从此“中国人民解放军由内线作战转为外线作战,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扭转了整个战争形势。”

对于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到敌人的战略纵深地带实施战略展开,重建大别山根据地的艰巨性,中国共产党是有着清醒的认识的,毛泽东曾经预示有三种可能的前途:一是付出了代价站不住脚,退了回来;二是付出了代价站不稳脚,在周围打游击;三是付出了代价站稳了脚。他告诫刘邓,要作充分的思想准备,从最坏处着想,要准备“付以较大伤亡减员之代价”,努力争取最好的前途。

刘邓大军进入大别山后,经过了三个回合战略斗争:迅速战略展开、寻机歼敌、内外线配合。9月集中一部兵力,开始采取避强击弱的战法,迅速组织实施战略展开。连续出击商城、光山地区守军,将国民党军机动兵力大部吸引到大别山北麓,保障了进入豫东南、皖西、鄂皖、鄂东地区部队的迅速展开和建党、建政等工作,开展重建大别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将大别山区划分为豫东南、鄂皖、皖西、鄂东4个工作区,组建党的工作委员会,抽调部队和干部开展地方工作。至9月底,刘邓大军在鄂豫皖地区经过初步紧张战略展开,打开了局面,依托山区安置了后方,解放了县城23座,歼敌6000余人,在17个县建立了民主政权。从9月到11月,经过三个月艰苦的无后方作战和紧张的地方工作,完成了在大别山区的战略展开,共歼敌3万余人,  建立了金寨、潜山、太湖、朱屋庙、望江、宿松、黄梅、广济、浠水等33个县的民主政权,打开了大别山区的新局面,完成了战略部署。

在此期间,原中原突围的主力部队奉命改编为晋冀鲁豫野战军第12纵队,在副司令员李先念率领下于8月5日从山西晋城出发,高呼“打回老家去,重返鄂豫边区”的口号,一路转战战略进攻,于11月初到达大别山区,与刘邓大军会合。由王宏坤率领的晋冀鲁豫野战军第10纵队亦于11月下旬进入大别山。

为了皖西地区实行战略展开,刘伯承、邓小平即电示:“3纵应迅速攻占立煌。”第3纵队即在固始召开旅以上干部会议,决定兵分两路:第7、9两个旅由纵队司令员陈锡联、副司令员曾绍山(金寨人)率领直插六安、舒城、桐城;第8旅由纵队副司令员郑国仲率领,经叶家集直插金家寨、霍山、岳西。

8月31日,3纵8旅在副司令员郑国仲和旅长马忠全、政委卢楠樵率领下,由固始、叶家集、清风岭、胡店子、狮子口,于31日午后抵达大别山皖西重镇、原国民党安徽省政府金家寨的史河北岸。金家寨城内驻有安徽省保安第4总队,和立煌县自卫大队400多人及46师564团(欠1个营)守备。城西黑龙潭至城东南张家畈、包公祠一带山上,均筑有碉堡群和壕沟等坚固防御设施。

为了打好金家寨之战,3纵8旅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议,进行再次部署。会议期间,刘伯承、邓小平电报指示8旅要“勇猛顽强,首战必胜,力求全歼,坚决打好这一仗”。当天下午,为查明城内敌人守备情况,保障主力渡过史河,8旅先以22团第3连作试探性进攻,3连隐蔽地渡过了史河,迅速占领有利地形后,猛烈开火,占领了敌人部分阵地。当晚守敌全部钻入碉堡,固守顽抗。

9月l日拂晓,8旅向城内发起全面攻击,24团将敌包公祠以西高地碉堡大部占领,并续继向西发展;22团攻占了樱桃湾以西高地的碉堡后,继续向东南发展。战至下午1时,守敌大部被歼,残敌被压缩在包公祠及其部分碉堡内。9月2日上午8时,8旅再度总攻,以山炮向敌碉堡抵近射击,将敌碉堡全部摧毁,守敌四处溃逃。敌564团团长陈铁汉率部分残敌,据壕沟死守,1小时后也全部被歼。上午10时,战斗全部结束,歼灭敌人46师188旅564团及立煌保安队一部,共毙伤俘敌军1000多人,缴获步枪400多支,轻重机枪50多挺,大小炮10多门。

金家寨解放后,9月3日,8旅解放立煌县重要市镇流波䃥、麻埠。改“立煌”为“金寨”,金寨县从此载入中华民族历史的史册。当时人民政府布告天下:“查我金家寨,大别山中心,革命根据地,中外有威名。立煌本国贼,不应留臭名,改名金寨县,历史面目真……”

到9月29日,3纵在大别山人民的积极支援和皖西自卫军的配合下,不到1个月的时间,解放了金寨、六安、霍山、岳西、桐城、潜山、宿松、庐江、太湖等县城24座,在17个县建立了民主政权,胜利完成了大别山区的战略展开,创建巩固的大别山解放区。毛泽东认为,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是伟大的事变,是伟大的转转点。标志着人民解放战争进入了战略进攻。

当刘邓大军在大别山地区实施战略展开时,按照计划的战略部署,晋冀鲁豫野战军陈赓、谢富治兵团于8月 23 日在晋西南渡过黄河,挺进豫西,经过 3 个月的作战,歼敌 5 万多人,解放了豫西和豫陕边 36 座县城,建立了 40 多个县的民主政权。陈毅、粟裕率领的华东野战军在粉碎了国民党军对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后,于 8月间挺进鲁西南地区,经过两个多月的作战,歼敌 3 万余人,解放和收复了 20 多座县城,发展了豫皖苏解放区。

刘邓大军在大别山重建根据地,直接威逼南京、武汉,使国民党大为不安。11月上旬,蒋介石在南京先后主持召开了大别山区作战检讨会议和湘鄂皖赣苏豫6省绥靖会议,决定成立“国防部九江指挥部”,由国防部长白崇禧亲自担任指挥,于12月初集中了33个旅的兵力,发起对大别山区的所谓“总力战”,其战略企图是首先彻底摧毁大别山根据地,然后迫使解放军退出中原。中共中央充分意识到大别山根据地能否坚持与巩固,是中原解放区能否最后确立与巩固的关键,因此,要求刘邓、陈粟、陈谢三路大军配合作战,直至粉碎敌人对大别山之进攻为止。

、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的重大意义

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史上乃至于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上均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但是,近年来,在历史虚无主义和西方势力的诱使下,对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的重大意义有很多误读,甚至歪曲。比如,《铁血网》说“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是特殊时期的不正确决定”。这些都是十分错误的观点,扭曲了历史的本来面目。

(一)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的伟大壮举,从根本上改变了解放战争的战略相持态势,揭开了全国性战略进攻的序幕

解放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国民党反动政府打的如意算盘是,消耗解放区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使其资源枯竭。即使解放区取得军事上的若干胜利,也不能持久。因此在全面进攻失败后,又对山东和陕北解放区进行重点进攻,妄图拖垮解放区。而党中央敏锐地发现,敌人集中兵力进攻山东和陕北后,晋冀鲁豫战场兵力减少,形成了一个两头大中间小的哑铃式的战略态势,指望能代替“四十万大军”的黄河天险,中原战略纵深和江南大后方兵力空虚。由于大别山战略地位重要,直接威胁国民党的统治中心南京和战略要地武汉。因此毛泽东早在1947年初就指示刘邓准备“向中原出动,转变为外线作战”。迫使国民党不得不从山东、陕北两个重点战场抽调主力回援,从而一举扭转了全国战局。这不仅是人民解放战争的一个历史转折点,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转折点,预示着中国革命的高潮已经到来。毛泽东在1947 年 12 月召开的中共中央会议上所作的《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中高度评价了这一战略行动的意义,指出:以刘邓、陈粟、陈谢三路大军逐鹿中原为标志的我军的战略进攻,  破坏了蒋介石的反革命计划, “扭转了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反革命集团的车轮,  使之走向覆灭的道路,  推进了历史的车轮,使之走向胜利的道路。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个伟大的事变…这个事变一经发生,他就将必然地走向全国的胜利”。解放战争的三大决定的战役都是发生在刘邓千里跃进大别山后1年多一点的时间。千里跃进大別山后带来人民解放军巨大的军事效应:跃进大别山直接发生时间是1947年8月7日-27日,三大战役的辽沈战役是1948年9月12日,平津战役是1948年11月29日,淮海战役是1948年11月6日。渡江作战不久也成功了。刘邓千里跃进大别山客观上为三大战役、渡江作战创造了必要条件!可以說没有千里跃进就可能没有淮海战役的条件!某种意义来说,淮海战役的巨大成功正是千里跃进大别山最直接收获的军事体现!三大战役、渡江作战的胜利是千里跃进大别山的神妙的最好证明!正是由于千里跃进大别山的妙笔壮举,破解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囚笼战略,让铁桶计划破产。

(二)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的伟大壮举,有力地支持了全国的解放战争

刘邓大军挺进大起到了极大的掣肘作用。这就为中国共产党部署巩固华北、争取东北的全局战略,为全国各解放区整军备战,做好迎击国民党发动的全面内战的准备争取了宝贵时间。1947 年 5 月,中共中央在致中原部队的慰问电说:“我中原各部在极端困难条件之下,执行中央战略意图,坚持游击战争,曾经牵制了蒋介石正规军三十个旅以上,使我华北、华中主力渡过蒋介石进攻的最困难时期,起了极大的战略作用。”根据中央和毛泽东的指挥,刘邓千里挺进大别山和陈谢、陈粟三个棋子,均部署到位,在北黄河、中淮河、南长江、西汉水之间的中原地区,呈“品”字形状、互为犄角的有利战略态势,有力地支持了全国的解放战争。

(三)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的伟大壮举,是毛泽东战略思想的伟大实践

毛泽东指出:革命战争是群众的事业。战争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兵民是胜利之本,真正有力量的是人民而不是反动派。对广大军民的政治动员是夺取战争胜利最基本的条件。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打的就是一场人民战争。刘邓大军帮助群众找牛、纠正土改政策等,都是为了老百姓。这正如毛泽东所指出那样:革命战争是为人民利益而战的战争,要实行代表绝大多数人民利益的奋斗纲领和基本政策。战争中要兼顾人民群众的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重视发展生产,尽可能地减轻人民群众的负担,尽力改善群众生活,以调动和保持人民群众支持长期革命战争的积极性。1947年8月7日,刘伯承、邓小平发出命令:勇往直前,不要后方,不向后看,千里跃进大别山!这是一次路途诸多险阻的进军,是一次全靠意志和勇敢才能取胜的进军。刘邓大军自断后路,千里跃进大别山,像一把利剑刺向敌人的心脏地区,的确是一步险棋。刘邓大军注重把武装斗争同其他各种非武装斗争形式结合合起来,把武装斗争与土地革命结合起来,建立革命政权,广泛组织和武装群众,实行正规军和游击队相结合、武装群众和非武装群众相结合,建立了巩固的根据地,造成了向毛泽东所的那样“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伟大革命阵地,使之成为发动群众、扩大武装、发展生产、准备干部的战略基地,成为为人民军队提供人力物力支援的巩固后方和作战的良好战场”。还实行与人民战争相适应的战略战术,灵活机动地使用兵力和作战形式。正如毛泽东所说的那样,完成了“是一支战斗队,同时也执行工作队、生产队等革命政治所要求的其他任务。”

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在战略上,正是体现了毛泽东军事思想一系列观点。毛泽东在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长期实践中,创立了一整套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一切从敌我双方的实际情况出发,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有什么枪打什么仗,对什么敌人打什么仗,在什么时间地点打什么时间地点的仗;灵活机动,不拘一格,扬长避短,力争主动,利用矛盾,各个击破;进攻时反对冒险主义、防御时反对保守主义,退却时反对逃跑主义,有效地达到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战争目的。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积极防御,通过战役战斗上的歼灭战达到战略上不断消耗敌人,借以逐渐改变战争力量的总体对比,最终把战略防御推向战略进攻。采取恰当的作战形式,实行运动战、阵地战、游击战相结合。力求主动,力避被动,执行有利决战,避免不利决战,应慎重初战。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连续作战、勇于近战的优良作风,在军事打击的强大压力下开展有力的政治攻势,利用多种方式解决敌人。

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既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伟大实践,也极大丰富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内涵。

三、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精神的内涵

传承历史是寻根,吸收养分;研究精神是尊重发展,是文化延续和接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我们“想问题、作决策要有历史眼光,能够从以往的历史中汲取经验和智慧,自觉按照历史规律和历史发展的辩证法办事。”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说:“历史和传统就是我们文化延续下去的根和种子。”大别山精神就是“忠诚奉献、永跟党走”的伟大精神。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精神是解放战争时期大别山精神的具体形态的重要表述。也是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重要一环和中华民族精神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人以百年的艰苦探索,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把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信仰与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当今中国实际相结合,形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和相应的红色精神体系。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精神就是一种红色精神。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精神的基本内涵就是“听党指挥、勇担大责、艰苦奋斗、实事求是”的精神。

第一,听党指挥。毛泽东指出“这支军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为着广大人民利益而建立、而战斗的无产阶级性质的新型军队,是真正的人民军队。”听党指挥,就是坚决服从党中央制定的各项方针、政策。刘伯承曾说:“解放区的重要城市延安、临沂和张家口等还沦陷在敌人手中。当时,从表面上看,可说是乌云依然弥漫天空,局势依然严重。”中国共产党原计划在1948年上半年有一个战略行动,就是让粟裕率领华野3个纵队进军江南,类似后来刘邓挺进大别山那样的行动,但是后来取消了。从历史上看,凡是没有后勤保障的远征大都都付出巨大代价,太平天国的林凤祥如此,红军的长征和红西路军也是如此,只有红25军长征创造了奇迹。从兵力规模上看,刘邓大军由四个纵队组成,十二万余人;粟裕大军由三个纵队组成,也是十二万余人。在抢渡黄河前夕,邓小平指示部队:“我们要坚决执行党中央、毛主席的战略方针,责无旁贷地打出去,把陕北和山东的敌人拖出来。我们打出去挑的担子愈重,对全局愈有利。” 刘邓大军在胜利地渡过黄河之后,本应休整段时间,但是当刘邓接到毛泽东的“陕北情况甚为困难”的加急电报后,立即决定提前结束休整,执行党中央“下定决心,不要后方,直出大别山”的命令,不顾一切困难地挺进大别山。1948年12月下旬两次来到金寨县视察。31日上午,在金寨下楼房听取漆店区委书记兼工作队长的2纵民运部副部长江川汇报工作。邓小平强调:“要加强对贫雇农组织的领导,必须建立贫农团,贫农团是组织领导贫雇农进行革命斗争的核心。有了这个核心,才能充分发挥贫雇农组织的作用,巩固地联合中农,建设和巩固大别山根据地。”还对金寨县委书记张延积等人强调,“县委是全县领导核心,应有魄力统一组织各方面力量,搞好工作,绝不允许有各自为政现象。这是能否坚持大别山斗争的根本问题。”

第二,勇担大责。邓小平曾说:“我们好似一根扁担,挑着陕北和山东两个战场。我们要责无旁贷地打出去,把陕北和山东的敌人拖出来。我们打出去挑的担子愈重,对全局愈有利。”

1947年,敌人在陕北战场投入31个旅、20万兵力,在山东战场投入56个旅、40万兵力。在敌我力量还很悬殊的情况下,党中央就决定实行战略转变,把战争引向解放区之外去,实行外线作战,打破国民党蒋介石把战场放在解放区,消耗根据地人力物力的企图,实施战略反攻。战略反攻的首攻方向是地处南京、武汉之间的中原大别山区。1948年8月 27日进入大别山当天,以中共中央中原局名义向各部队指示,“勇挑重担,顾全大局,全心全意,义无反顾创建巩固大别山根据地”。刘邓大军千里跃进的伟大品格,就是为了全局的利益,不惜牺牲局部的利益,关键的时候站出来勇挑重担。在敌强我弱等情况下,困难是可以想像的。但为了全局的利益,刘邓大军毅然义无反顾地千里跃进。在抢渡黄河前夕,刘邓指示部队:“我们打出去挑的担子愈重,对全局愈有利。” 邓小平曾在给二旅连以上干部讲话时指出:“我们在大别山困难多,是在啃骨头。但在其他战场上,我们的兄弟部队开始‘吃肉’了。我们背上的敌人越多。我们啃的 ‘骨头 ’越硬,兄弟部队在各大战场上消灭的敌人就越多,胜利就越大。”

为了支援大别山的斗争,减轻刘邓大军的压力,党中央命令陈粟大军尽快南下,吸引敌人出大别山。邓小平知道后,立即致电党中央,建议中央不要催他们,让他们好好休整,积蓄力量,并说:“只要他们休整好了,出来打几个胜仗,大别山的形势就缓和了。即使二野再减员一些也不要紧,我们可以承受这个困难。”邓小平在金寨指出,“我们艰苦一些,在大别山多背敌人几个旅,二陈和刘司令员在外线就能多歼灭一些敌人。”刘邓在大别山分手之后,邓小平主动承担留在大别山地区,率千余人队伍在大别山的深山野岭之间与10万敌人周旋,其艰难和危险是可想而知的。

刘邓大军顾全大局另一个表现,就是时刻心系党中央的安危,即使在艰难危险时刻也是这样。有一次,邓小平破例和部下喝酒,高兴地说,今天收到了党中央发来的电报,“毛主席和中央机关安然无恙,我们喝一杯庆祝酒”。刘邓大军这种顾全大局,勇挑重担的伟大精神,受到了党中央的表扬,也得到了兄弟部队的一致好评。

刘邓大军在挺进大别山的斗争中紧密地与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十分注意军民之间的团结,时刻注意关心人民的利益,密切联系群众。刘邓规定: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团结 90% 以上的人。这就是要求关心群众的利益,严格执行纪律,绝不能侵犯群众的利益。刚进入大别山时,部队出现了一些破坏纪律,侵犯群众利益的情况。对此,刘邓高度重视,立即召开了几次会议,制定了三条纪律:枪打老百姓者枪毙,抢拿民财者枪毙,强奸妇女者枪毙。公审枪毙了违反规矩的警卫连副连长赵桂良。同时,向全野战军颁发了整顿纪律的命令,迅速克服了松懈情绪和违纪现象。刘邓还带头执行群众纪律,时时处处关心群众的利益,为部队作出了表率。帮助金寨沙河地区老漆找牛等等传为佳话。

在金寨转战期间,刘邓大军严格执行纪律,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有力支持和拥护。群众积极支援部队作战、送情报、当向导、运物资、捐粮捐物、救护伤员。由于金寨境内形势比较稳定,2纵的很多后勤机关都设在这里。时近严冬,进入大别山解放军都是单衣破衫,急需添置棉衣。金寨人民群众一面捐助,一面积极帮助到麻埠、金家寨、流波䃥、叶家集等地购买土布、棉花,制作棉衣,很快解决了部队冬装的困难。驻在双河的2纵教导团,生活十分困难,人民群众踊跃献粮捐款,帮助做棉衣、做鞋。仅铁冲乡高畈村群众,就献大米7007斤,稻谷1512斤,烧柴2490斤,棉衣16件,鞋子49双。南溪区丁埠村的贫农团,发动群众150多人,为驻军送去大米2000斤,蔬菜3000斤,烧柴4000多斤(解放军当时打有收条或借条,解放后金寨县人民政府全部付还)。在南溪、泗道河、汤家汇一带有2纵的野战医院,住有南下战斗负伤的600多伤员,全部安置在泗道河、汤家汇、竹畈、双石一带的群众家里。加上担架队、运输队、警卫连、看护排和医生共1300多人;在关王庙、七里冲建有枪械修理所;在吴家店太平山的华家湾、汪家湾、铁棚岗、周家湾、潘家湾等处设有被服厂,为部队生产棉衣棉被。

为了使伤病员早日恢复健康,人民群众自己忍饥挨饿,把粮食省给伤病员吃。2纵教导团的班长王友芳,因战斗颈部受重伤,被安置在双石乡董家湾傅家荣老大娘家里养伤,傅老大娘和儿子以及董家湾20多户70多名男女老幼,天天为他转移躲藏地点,一日三餐喂水喂饭,像亲人一样调养,帮助转移掩护。全国解放后,王友芳为了报答老根据地人民恩情,多次写信感谢董家湾的人民群众和傅家荣老大娘一家,称傅家荣老大娘为母亲。这些动人事例,在金寨各地不胜枚举。

第三,艰苦奋斗。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到大别山,立足以至建立起根据地,面临着极其残酷的历史性的困难。一方面,在于大别山是红四方面军的发源地和鄂豫皖根据地。刘邓大军的老底子,就是当年能打硬仗的红四方面军。老红军、老部队回家乡了,谁不想打好仗、做好群众工作、站稳脚跟呢?可大别山在国民党统治下已搞得贫困不堪,加之历史上有人民军队的“四出”大别山:红四方面军西征川陕,二是徐海东红25军长征到陕北,三是高敬亭新四军四支队东进,四是李先念中原突围。国民党反动派烧杀抢掠,加上日本经略者为非作歹。造成该地很多地区无人区。上年纪的人都很懂革命理论,当刘邓大军开始给群众做工作,讲到分配土地时,很多群众说:“不用你分,我们1927年就分好了。”“在我们大别山,你们有过四次走出,没有一次不是搞到箩里精光(罗山、礼山、经扶、光山),最后还要到剥皮(陂皮河)才走的。鬼才相信你们旱鸭子(北方人)不走。”另一方面,从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后,在一年时间里,战争基本上是紧扭在解放区内打的。对于人民解放军来说,当时的形势是敌强我弱,不得不实行主动的内线作战。内线作战好处,可以依托老根据地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掩护,解放军对根据地的地形熟悉,便于诱敌深入后能在运动中伺机歼灭敌人,同时人力补充部队消耗容易得到粮食供应,伤病员也能得到较好地安置。一年中,共消灭国民党军97个半旅(含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编第74师),极大消耗了国民党军的实力。同时,解放军在连续作战中得到了锻炼,缴获了敌人的很多武器装备,积累了丰富的作战经验,实力有了很大增强,并完成了从分散游击作战到集中主力实施大兵团作战的转变。这些都为解放军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准备了有利条件。但是长期的内线作战也打烂了解放区,造成了对解放区经济的严重破坏。陈再道将军回忆:“前几个月在冀鲁豫地区拉锯式的战斗,打过来,打过去,有些地方,老百姓的耕牛、猪、羊、鸡、鸭几乎全打光了。地里种不上粮食,部队没饭吃,怎么能打仗...野战军、地方军加起来四十多万人,长期下去实在养不起。我们早一点打出去,就可以早一点减轻解放区人民的负担。战争,是军事、政治、经济的总体战。再强的军队,没饭吃是打不了仗的。”

1945年党中央决定开创东北开辟根据地时,18万军队大军浩浩荡荡,还带有12万名干部,按照这个比例,刘邓大军至少带上8万干部同行,才有建立根据地的可能,可是刘邓仅仅带上数千干部南下。1948年12月31日上午,邓小平在金寨下楼房强调:“要严格遵守群众纪律,艰苦奋斗,与群众同甘共苦,打成一片。”刘邓大军能战胜困难的重要法宝,主要是能够正视困难。刘邓大军抢渡黄河之后,从鲁西到大别山区有千里之遥,一路上,既有黄泛区、沙河、淮河等天然的关寨障碍,又有数十万敌军的前堵后追,充满艰难风险。刘邓向部队发出号召:“走到大别山就是胜利 !”借以鼓励广大官兵同各种困难作斗争。在渡黄河遇到强敌阻击时,刘邓亲临前线激励将士。邓小平指出:“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坚决打过去 !”刘伯承也指出:“狭路相逢勇者胜,从这里杀出一条血路,冲过去 !”刘邓不惜一切牺牲,充满压倒一切困难气势的话语深深地鼓舞了官兵。冒着敌人的炮火,杀出一条血路,终于突破了敌人的防线。正是靠着一不怕死、二不怕难的精神鼓舞,刘邓大军胜利地到达大别山。挺进大别山难,坚持大别山斗争更难,在大别山站稳脚跟就难上加难。刘邓大军深入敌人腹地,无无后方物资接济,干部战士又多是北方人,不习惯山地作战,不服南方水土,缺乏山地、水田地带作战经验,穿不惯草鞋,语言沟通难,加上敌军重重围剿,更是险象环生。邓小平号召,部队要不怕吃苦,胸怀全局,敢于斗争,敢于胜利,不能被艰苦的环境所吓倒,要以乐观的态度对待困难。张延积《开辟大别山区的及时雨》记载,邓小平在金寨指出,“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已经达到一个新的转折点。我们已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了,只要我们努力奋斗,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即在前面,革命的胜利会很快到来。”?这个讲话给大家在艰难时期看到胜利的曙光。由于刘邓等首长的政治思想工作,使部队中一些人存在的畏难情绪得到了克服,广大官兵以饱满的革命热情和战胜一切困难的勇气去面对困难,战胜困难,为刘邓大军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

要艰苦奋斗,必须不怕牺牲。为了挺进大别山,坚持大别山斗争,刘邓大军付出了损失过半的代价。这正展示了刘邓大军不怕牺牲的精神。部队没有棉衣,刘邓带头示范,命令全军自己动手用土布缝制棉衣穿;没有鞋子,就自己动手打草鞋;没有药品,医务人员就用盐水为伤员消毒。在最困难的时候,有的部队20多天吃不到油和盐,有的部队甚至断粮,用野菜充饥。

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前是12万人,一路打了硬仗、险仗、恶仗,到大别山后战斗仍在继续,部队锐减到不足7万人,伤亡较大。在坚持大别山斗争期间,刘邓大军在陈粟和陈谢两路大军配合下,共歼敌12万余人。1947年7月刘邓大军(晋冀鲁豫野战军)出征时实力:一纵32357人,二纵31000人,三纵26468人,六纵26322人,野战军直属队6370人,总计南下122517人。1948年3月初主力转出大别山时,除留下一批军区部队和地方工作人员外,兵力约7万人:一纵15363人,二纵11627人,三纵15384人,六纵14280人,野战军直属队3000人。

从12万减少到不足7万人,足以印证了刘邓大军付出的巨大艰辛、困苦、英勇和牺牲。刘邓大军用鲜血染红了大别山沟沟岭岭,染红了中原大地!刘邓大军在紧张的战斗中,靠艰苦奋斗、不胜不休精神,克服了重重困难,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从此,全国战局由被动防御转入战略进攻。

第四,实事求是。刘邓大军在千里跃进大别山中,首先坚持从实际出发,注重克服“左”和右两种错误思想倾向。在进入之初,有些同志存在模糊认识,产生了右倾情绪和违法乱纪现象。刘邓对此进行了严厉批评,强调了重建大别山根据地的重大意义,要求大家一定要树立以大别山为家的思想。针对部队出现了总想打歼灭战的急于求战的浮躁情绪,邓小平批评到,大别山斗争胜利不决定于消灭多少敌人,而决定于能否实现党中央、毛泽东的战略决策,付出了代价站稳脚,站得住就是胜利。在金寨下楼坊,邓小平对金寨县委领导说:“倘若今后战略需要,再抽一些主力部队去外线作战,你们能不能挺住?”金寨县委书记张延积肯定地回答:“困难会多些,但能坚持。”邓小平赞赏道,“承认困难,不怕困难,战胜困难,这就是共产党人的品格。有你们这几句话,我的心里更踏实了!”

其次,坚持从实际出发,制定正确的政策。刘伯承曾强调:政策是有一定极限的,不到限是右,超限是“左”,过“左”和过右都会损害党的利益。为了打破敌人对大别山的围剿,刘邓采取“内线坚持和分兵向外的“分兵”行动的方针,内外结合,寻机歼敌。邓小平率千余人坚持大别山斗争,继续牵制敌军,刘伯承率部分部队转出大别山去淮北临泉等地区发展。邓小平在坚持大别山斗争时,从实际出发,根据敌强我弱的形势和大别山中心区回旋余地小,不利于大部队作战的地形,制定了分散与集中相结合的军事方针。在这一方针指导下,坚持大别山斗争的部队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打了一个又一个漂亮仗,取得了内线坚持的重大胜利。邓小平在总结新区经验时曾说过,关于作战,要看当时当地的敌情而定。

再次,从实际出发还体现在土改政策的执行上。刘邓在总结大别山地区土改中“左”和右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进行了实事求是地纠正。1947年底,邓小平、李先念等到金寨、麻城检查工作时,发现一些地方“在浮财中,贫农几乎没有分到什么东西。”立即通报各地,指示“各区严重注意”。2月8日和3月8日,邓小平专门向中央写出两份书面报告:“在新区树立两个观念非常必要。l、根据地之确立与土改之完成要经过相当长的过程,绝非一年两载所能达到。2、在斗争策略上,应分阶段分地区的逐步深入,开始应缩小打击面,对于农民有利,否则必犯急性病和策略上的错误。我们南进后,由于对形势过于乐观,对困难估计不足,企图迅速完成土改,确立根据地,故5个月的成绩尚微,确有急性毛病。”(《复毛主席征询新区斗争策略与群众组织形式问题》)并详细列举了进入大别山后犯左倾急性病的表现:“不分阶段,不分地区,对大中小地主及富农一齐下手,树敌太多;强调贫雇路线,没有完全按中央以贫雇农为骨干、巩固地联合中农的路线;在工商政策上有‘左’的倾向;没有区分巩固区与游击区的不同情况,分别采取相应的政策;武装力量过于分散,不能有效地保护工作人员的安全;干部缺乏策略思想,没有团结90%以上的人,有些地方甚至乱杀人。”规定了“要团结90%以上的人;在巩固的地区集中力量向外发展,在游击区采取武工队的形式打击敌人;禁止乱杀人;注意工商政策。”?

刘邓大军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正确提出划分“游击区和巩固区”以及“分区土改”的政策策略,实行减租减息等政策,探索出“大别山经验 ”,在半年之内站稳了脚跟。对此,毛泽东亲自复电:小平所述大别山经验极为宝贵,望各地各军采纳应用。

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永远镌刻历史丰碑上。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精神对我们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和铸就伟大的人民军队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学习践行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的坚决听党指挥、胸怀全局、敢于担责、艰苦奋斗、从实际出发的伟大精神,对我们当前强化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等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 学习践行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的从实际出发,解放思想,不唯本本重视实践的伟大精神,对于我们坚定共产主义信念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勇于探索,敢于创新,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学习践行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的密切联系群众,做亲民爱民典范的伟大精神,对于我们养成亲民爱民的情怀,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把群众利益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坚持人民至上,认真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进一步治理贫困、共享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努力作出经得起人民和历史检验的业绩,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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