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仁宗嘉祐六年，周敦颐在庐山莲花峰下择溪而居，筑室曰濂溪书堂，两年后，写下《爱莲说》。这时的周敦颐，已经47岁了。周敦颐之前，东晋名僧慧远与大隐陶潜就曾在庐山结成莲社，庐山的莲文化，源远流长。《爱莲说》的精神在继承中发展到现在，更被历代文人雅士赋予了丰富的内涵，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莲文化：在书画文化中，莲是赋诗作画的题材；在情感文化中，莲是寄情怀人的载体；在隐逸文化中，莲是山水田园的象征；在官场文化中，莲是清正廉洁的比喻……莲之爱，可画于图，可咏于诗，可形于舞，可寄于信，可品于人。

“莲，花之君子者也。”君子，可谓是周敦颐为莲赋予的经典形象，蕴含着周敦颐对人性的深刻理解。

君子作为儒家的人格追求，在很早就大量出现在了先秦的儒家经典中。《易经》中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诗经》中说“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有匪君子，充耳琇莹，会弁如星。”“有匪君子，如金如锡，如圭如璧。”到了《论语》中，君子出现的频率更加高了，形象也更加丰满。“君子义以为上”（《论语·阳货》），“君子道者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论语·宪问》），“君子有九思”（《论语·季氏》），“君子求诸己”（《论语·卫灵公》），“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立于礼，成于乐”（《论语·述而》），“君子坦荡荡”（《论语·述而》）。

作为理学先驱的周敦颐，其对君子的理解与儒家一脉相承，但又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周敦颐在其名作《太极图·易说》中写道：“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在其另一名作《易通》中论“德”：“德，爱曰仁、宜曰义、理曰理、通曰智，守曰信。”可见，周敦颐深受儒家文化“仁义礼智信”的理想人格的影响，把社会进步的希望寄托在君子的美好品格身上。

但是不同于《大学》中对君子修身方法的要求——“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见君子而后厌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视己，如见其肺肝然，则何益矣。此谓诚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独也。”周敦颐超越了这种“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人生观，而是把修身扩展到了一个更宏大的视域中。所谓“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正意味着无论环境是“朱”抑或是“黑”，君子都能洁身自好，在坏的环境中，也能保持清醒的自我意识，有着极高的自律程度。

周敦颐对传统君子慎独修身法的超越可以归结为：君子所面临的环境往往已不是早期儒家所处的环境，而是一种更为复杂的环境，但君子身处其中，仍要坚守自身的操守，坚守自己的道德原则。君子不仅要时刻与自己的心魔作斗争，还要与外部环境的不良影响作抗衡，真正做到保持内心的纯净。

小人汲汲于富贵，戚戚于贫贱，而对于君子来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其根本区别在于对待利益的态度不同。对万事万物的品评，最终都要落到人的本身上来。构建一个和谐社会，其实就是对人的德性的改造与构建。保持清廉的作风，其实也就是加强人格修养的过程。莲文化揭示了廉政文化建设的要义——加强道德自觉，而奉公守法，则是道德自觉的外化而已。廉政文化在中国历史中有深远的影响和重要的地位，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其基本内涵就是廉洁自律，克己奉公。以莲为喻，乃是通过莲“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清净本性，要求公职人员做到自净自律。

读《爱莲说》，不只感叹于周敦颐独特的审美趣味，更要体会其审美旨趣与艺术修养之外，其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宾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