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后期，湖南双峰出了一位连毛泽东都“于近人独服”的“晚清第一名臣”曾国藩，他多次通过家书教育家人：“凡人多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银钱、田产最易长骄气逸气，我家中断不可积钱，不可买田，尔兄弟努力读书，决不怕没饭吃。”他临危之际，留下“我做官三十余年，官至极品，而学业一无所成，德行一无可许，老人徒伤，十分惶恐惭愧。今将永别，特立四条以教汝兄弟：慎独则心里平静；主敬则身体强健；追求仁爱则人高兴；参加劳动则鬼神也敬重”的遗嘱，对其子孙后世的影响十分深远，其长子曾纪泽成为清朝后期出色的外交官;小儿子曾纪鸿一生钻研数学;孙子曾广钧中进士后，终老翰林;曾孙、玄孙辈中大都出国留学，实现了曾氏“长盛不衰，代有人才”的遗愿。

“家风”亦即“门风”，作为一种特有的“文化”现象，是可以一代一代传承、延续，逐步形成相对稳定的，特定的风俗、习惯、作风。对于领导干部而言，其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非同小可，因此其家风并不属于私域，而是一个严肃的政治问题。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第八条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全体党员和各级党员领导干部要“廉洁齐家，自觉带头树立良好家风”。领导干部手执权力重器，自当带头从家庭做起，以家风建设助力作风涵养，以家庭和睦引领社会和谐。

新时期，许多党员干部留下了不少“家教经典”，令晚辈耳濡目染，成为“言传”和“身教”的典范。党的好干部、兰考县委原书记焦裕禄，在其大女儿中学毕业时，许多县直机关都表示，可以安排好其工作，而焦裕禄全部婉言谢绝，直接安排到基层，到县酱菜厂上班，如此好的家风至今都影响着后人，吸引着全国各地的党员干部到焦裕禄同志纪念馆参观、学习、膜拜。“死后，请把我的骨灰埋在东山……”，福建省东山县委原书记谷文昌在去世前向组织诉说了唯一一桩心愿，并要求家人在其去世后拆了家中的电话，连同组织配发的手枪、自行车等一并上交组织。凤阳县小岗村第一书记沈浩用他的言行忠实践行对党、对人民的庄严承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然而却没有时间孝敬深明大义的老母亲……

从清朝的曾国藩，到建国初期的焦裕禄，到新时期的谷文昌、沈浩等，其良好的家风，影响着家人，也影响着后人，这种好家风带入社会，就形成良好的社会风尚，进一步推动着党风政风，影响着广大党员干部砥砺前进，指导着广大党员干部在祖国各条战线上为建设成小康社会而努力奋斗。

好家规带出好家风，好家风培育出好儿女，而不良的家风，如同鲜花掩映的陷阱，错位的亲情好像温柔软滑的绞绳，引导家人走向歧路。苏荣一人当官全家捞钱，上演“全家腐”；周本顺“家风败坏”，对亲属放任纵容，因此，当家长倒台后，家庭成员被“一锅烩”就不足为奇了。(淮北市杜集区纪委 李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