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苏区实践为党的作风建设奠基立规

“苏区干部好作风”

江西省兴国县苏区干部好作风陈列馆正厅的浮雕，生动体现了苏区干部自带干粮、脚踩草鞋奔走、深夜走访群众的优良作风。饶蓓 摄

“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刘启耀背着金条乞讨数年，历尽千辛万苦寻找党组织继续干革命，不动用分毫党的经费。我们只有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才能应对‘四大考验’、克服‘四种危险’，才能正确处理公私关系、破除‘四风’顽疾。”2019年5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考察时强调，要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坚决清除腐败毒瘤，永葆党的政治本色。

从“自带干粮去办公”到“腰缠万贯去讨米”，刘启耀生动诠释了什么是“苏区干部好作风”。在硝烟弥漫的革命岁月里，苏区时期既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伟大预演，也是党的作风建设奠基立规的关键阶段。

党在局部地区执政的探索中，孕育了作风建设的创新实践，构筑了全面有效的监督体系，打造了空前廉洁的人民政权。

严明纪律——

铁纪铸就钢铁长城

纪律严明是中国共产党的光荣传统和独特优势。1931年11月，中央苏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叶坪村召开，通过了《关于党的建设问题决议案》，将严格执行党纪明确为工作的重点，把正风肃纪工作提上了日程。

就在这一年，江西兴国县高兴区苏维埃政府工农检察部控告局制作了一个特殊的控告箱。箱子右面的几行字清晰说明了设立控告箱的初衷：“苏维埃政府机关和经济机关有违反苏维埃政纲政策及目前任务、离开工农利益、发生贪污浪费、官僚腐化或消极怠工的现象，苏维埃的公民无论何人都有权向控告局控告。”

与此同时，党在中央苏区建立了一整套严格的干部监督管理机制，把各级干部置于群众的监督之下，有效地保证了苏区干部好作风的形成和保持。1933年12月15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布了党的历史上第一个反腐败法令——《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

在中央苏区，党把干部教育培训摆在十分重要的地位，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列宁室、俱乐部以及大量的干部教育培训机构和各种党团训练班，加强对苏区干部的组织纪律教育。

为惩处腐败行为，党在中央苏区构建了党内监督、行政监督、司法监督、舆论监督和工农监督相结合的监督体系，对违反苏维埃政纲政策，损害工农利益，发生贪污浪费、官僚腐化或消极怠工等现象从严监督、坚决纠治。

1934年9月11日，中央审计委员会在《中央审计委员会关于四个月节省运动总结》中写道：“只有苏维埃是空前的真正的廉洁政府。”

以上率下——

率先垂范凝聚人心

第五次反“围剿”时，中央苏区被敌人包围，经济十分困难。1933年12月，刚刚当选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的刘启耀上任后，第一件事是发布通令，规定省苏维埃各级机关“反对铺张浪费，为革命履行节约”，而且“必须是十二分的节俭，否则就成为革命的罪人”。他要求所有工作人员，不浪费一个铜板，不滥用一张信纸，不多点一盏油灯，不乱耗一支铅笔。他坚持不要公家津贴，每隔两个月徒步回兴国老家挑一些米到宁都办公驻地，被群众亲切地称为“自带干粮的省主席”。

1934年秋，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刘启耀奉命留守，江西省委书记曾山郑重地将一个褡裢交给他保管，那是省委的全部活动经费——约十三根金条及一些银元、首饰。1935年初，刘启耀领导的游击队被打散，他也与组织失散。他把褡裢藏在腰间，隐姓埋名讨米乞食、寻找组织，无论怎样忍饥受冻，也不动用分毫党的经费。直到几年后重新接上组织关系，他才将经费原封不动交回，作为临时省委的办公费。

风成于上，俗化于下。先进典型可以起到带头作用，中央苏区党的作风建设尤其重视树立典型。毛泽东强调：“反对官僚主义的最有效方法，就是拿活的榜样给他们看。”苏区的党员领导干部，在各项工作中自觉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留下了数不清的佳话。毛泽东带领战士为沙洲坝人民掘井引水，解决了乡亲们世代吃水难的问题，沙洲坝至今仍传颂着“吃水不忘挖井人”的故事。朱德等红军领导人带头下田帮助农民插秧收稻、车水抗旱。张闻天经常自带干粮去办公、走基层，有一次在瑞金检查工作，开饭时，他谢绝了客饭，而是掏出自己带来的又冷又硬的番薯充饥。1934年3月，陆定一、邓颖超、博古、陈云等23名领导干部联名致信《红色中华》，决心每天节省二两米，不领夏季衣服，以支援革命战争。

“苏区干部作风好，事事走在人前头。学习军事他带头，参军作战他带头，执行任务他带头，节约粮食他带头，遵守纪律他带头，参加劳动他带头……”这首名为《苏区干部“十带头”》的歌谣，正是苏区干部事事带头、处处模范的生动写照，彰显了共产党人的先锋本色。

调查研究——

求真务实破除“本本主义”

“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1930年5月，毛泽东写下《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深刻阐述了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极端重要性。他在文中写道：“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

毛泽东率先为全党树立了榜样。他在中央苏区做了大量的社会调查，如仁风山调查、寻乌调查、兴国调查、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等。每一次调查，毛泽东都不耻下问，甘当小学生，认真做好准备，与被调查对象交知心朋友，千方百计让群众讲真话、讲心里话。他说：“我在兴国调查中，请了几个农民来谈话……到后来，我们简直毫无拘束，大家热烈地讨论，无话不谈，亲切得像自家人一样。”在毛泽东的教育和影响下，从1929年到1932年春，中央苏区的红军和地方各级党政干部，掀起了一股调查研究热潮，推动形成了实事求是、求真务实、注重调查研究的优良作风。

调查研究不仅可以了解民情，还可以及时纠正偏差。于都县罗坊区三门滩乡在推销经济建设公债时，发生了摊派、命令、强迫等问题。该区区委、区苏维埃立即派人到该乡调查，查明了真相后，当即召集全乡党团员及全乡代表大会，严肃指出该乡苏干部李汉盛官僚主义及摊派命令强迫方式的错误。“不（到）二天的时间，该乡劳苦工农群众自动的推销经济建设公债一千余元，集中现金九百余元。”

正是这种深入实际、联系群众的调查研究，使党在局部执政条件下能够准确把握社会脉搏、及时回应群众诉求，将党的正确主张转化为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调查研究不仅成为纠正偏差、改进工作的有效方法，更内化为党密切联系群众的重要纽带，为“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的形成奠定了实践基础。

一心为民——

深入群众践行初心

毛泽东在兴国县一次讲话中指出：“每个共产党员对争取群众的观念，要如和尚念‘阿弥陀佛’一样深刻，随时都要叨念‘争取群众’。”心系群众、服务群众，是苏区作风建设的重要内涵。

在实际工作中，中央苏区效法苏俄相关做法，实行礼拜六义务劳动帮助红军家属制度，带动形成关心群众的浓厚氛围。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颁发的《关于优待红军家属的决定》明确规定：“各级党部和政府必须经常注意红军家属的日常需要和困难（如疾病，缺乏日常需用品等），领导群众帮助其解决。”“优待红军家属是一种扩大的经常的群众运动，只有依靠广大群众的热情和力量，才能解决红军家属的需要和困难。”党和苏维埃切实为群众谋利益，深入开展土地革命，使农民分得了土地；翻身农民在生产、生活中遇到困难，党和苏维埃帮助群众组织起耕田队、换工队、犁牛站、耕牛合作社以及消费合作社、粮食合作社等，使得一个个困难都得到解决。

苏区群众说：“红军、共产党什么都想到了！”“政府工作人员真正顾乐（爱惜的意思）我们！”这些朴实的话语，正是苏区干群鱼水情深的生动见证。

在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主席毛泽东的带领下，中央政府各部门以及各省、县、区、乡的许多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为根据地的建设辛勤工作，树立了扎扎实实、任劳任怨、清正廉洁、精简高效的榜样。他们在工作实践中，身体力行，形成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不怕牺牲、无私奉献、密切联系群众、为老百姓办实事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苏区时期铸就的优良作风，是中国共产党人代代相传的红色基因和宝贵财富。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制定和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开局破题，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劲头狠抓党的作风建设，推动党风政风焕然一新、社风民风持续向好。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先后开展9次党内集中教育，每一次都把加强作风建设作为重要内容，推动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不断以作风建设新成效汇聚推动改革发展的正能量。

从中央苏区“自带干粮去办公”的清廉本色，到新时代中央八项规定的严格执行，从严明纪律、严惩违规违纪行为的雷霆手段，到深入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党的作风建设始终在传承中发展、在坚持中深化。“苏区干部好作风”的精神血脉，穿越时空，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中得到赓续和弘扬。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中国共产党人以优良作风凝聚党心民心的伟大实践，正书写着无愧于历史、无愧于时代的新篇章。（特约记者 熊飞云 通讯员 许伟卿）

对话丨严明党的纪律和规矩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以来，就始终将纪律建设视为生命线。中央苏区时期，我们党创造性地设立了中央党务委员会、中央工农检察委员会，开启了依规治党的早期探索。重温这段历史，具有怎样的现实意义？记者采访了中共赣州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陈上海。

记者：当年为什么要成立中央党务委员会及中央工农检察委员会？

陈上海：其历史背景主要受三方面影响：一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初期，纪律检查和行政监察工作所面临的严峻形势；二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期，我们党纪律检查和反腐败斗争的成功经验；三是对列宁工农检察思想及苏俄工农检察制度的有益借鉴。

记者：上述机构的成立，对于从制度层面严明纪律和规矩，奠定了什么样的基础？

陈上海：在中央苏区，中国共产党尤为注重思想政治教育、党内监督问题。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随即设立了中央工农检察部（后改为中央工农检察委员会），专事惩治贪污、官僚主义等违纪违法行为。1933年8月，中共中央又专门作出《关于成立中央党务委员会及中央苏区省县监察委员会的决议》，以“防止党内有违反党章、破坏党纪、不遵守党的决议及官僚腐化等情弊发生”。

记者：中央苏区的廉政实践与成效，对当下党风廉政建设有何启示与借鉴？

陈上海：工农检察部构建了“自上而下”的巡视检查与“自下而上”的群众监督相结合的监督体系，通过设立控告局、检举委员会、突击队、轻骑队、工农检察通讯员等，使监督范围覆盖到各级机关和工作人员。这启示我们，严明纪律需要建立完善的监督机制，确保权力运行公开透明。

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训令等法律法规，为贪污浪费等行为明确了具体的惩治办法和量刑标准，并依规依纪依法查处了一批案件。这表明严明纪律需完善党内法规制度，只有确保执纪有法可依、有章可循，才能真正做到对违纪行为零容忍。

中央党务委员会和中央工农检察委员会通过公开审判、党内通报、报刊曝光等方式，将违纪案例作为“活教材”进行警示教育，使党员干部知纪、畏纪、守纪。由此可知，严明纪律规矩需加强纪律教育，通过典型案例剖析、警示教育等形式，有助于引导党员干部树立纪律规矩意识，筑牢思想防线。

中央党务委员会和中央工农检察委员会将群众监督作为重要手段，通过群众举报、控告等方式，及时发现和纠正违纪行为。这充分说明，严明纪律需用好群众监督，使之成为推进我们党自我革命的重要力量。（特约记者 熊飞云 通讯员 陈晔明）

展品背后的故事丨见证初心的控告箱

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中，一只古朴的木质斜顶方盒静静陈列——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反腐控告箱，来自江西省兴国县高兴区苏维埃政府工农检察部。九十余年来，它始终无声见证着党以铁的纪律护航红色政权的那段峥嵘岁月。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江西瑞金成立，工农检察部作为专门监督机构同步设立，肩负起监督干部、严明纪律、惩治腐败的重要使命。当月通过的《工农检察部的组织条例》明确要求，“在工农集中的地方，可悬挂控告箱，以便工农投递具名意见书”。为严格落实这一制度要求，兴国县高兴区苏维埃政府工农检察部控告局制作了这个控告箱，将群众监督的渠道落到实处。

箱体虽小，规矩严明，每一处字迹都镌刻着苏区纪律建设的严谨与郑重。透过右面的几行字，可见设立控告箱的初衷：“苏维埃政府机关和经济机关有违反苏维埃政纲政策及目前任务、离开工农利益、发生贪污浪费、官僚腐化或消极怠工的现象，苏维埃的公民无论何人都有权向控告局控告。”左侧文字明确举报原则：“控告人向控告局投递的控告书，必须署本人的真姓名，而且要写明控告人住址，同时要将被告人的事实叙述清楚，无名的控告书一概不处理。倘发现挟嫌造谣控告事，一经查出，即递交法庭受苏维埃法律的严厉制裁。”顶部文字规范举报流程：“各位工农群众们，还（凡）是一切的什么事情都可来这里控告，所写的控告意见书必须要盖好私章才能作效力，没有盖章的概作废纸，而且还要用信套密封好，并且要注明送某机关工农检察部控告局长接收。”

一条条清晰规定，既保障了群众监督的正当权利，又杜绝了诬告乱象，构建起规范有序的群众监督路径。

除控告箱外，党在中央苏区构建起多层次群众监督网络。苏维埃政府广泛发动群众，组建“突击队”“轻骑队”“工农通信员”“群众法庭”等群众性监督组织，形成自下而上的监督合力，保障群众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让干部时刻处于群众监督之下。

在中央苏区，党以控告箱搭建群众监督桥梁，以制度筑牢纪律根基，以严惩强化反腐震慑，有效遏制了腐败滋生，净化了苏区政治生态，锻造了纪律严明、一心为民的革命队伍，巩固了新生苏维埃政权。

如今，这只控告箱依然闪耀着纪律的光芒。它是中央苏区纪律建设的重要见证，是红色基因的鲜活载体，激励着新时代共产党人传承苏区精神、严守纪律底线、践行初心使命，在新征程上永葆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特约记者 熊飞云 通讯员 钟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