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地方文献《厦门志》记载，池浴德，明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举人，中左所（今福建省厦门市）人，为官以秉公行事、勤政清廉著称。他曾先后任职南京和北京吏部，均负责选拔、考察官员，所任职务被外人视为“肥缺”，然而其在任期间从不以权谋私，不苟取一文。甚至，在其父去世后回家奔丧，行囊中也仅有上司奖赏所得的四十五两银子，池母说：“谚称县令为银树开花，吾子一树，乃无花果也。”

池母对“银树开花”和“无花廉果”的两下对比，看似诙谐风趣，实则蕴藏着“当官发财两条道”的入仕为官道理。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就提出：“受禄之家，食禄而已，不与民争业。”宋太宗在《戒石铭》中也警醒官员：“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为官者手中掌握的公权力、享受的国家俸禄都来自于人民，既然身居其位，就应当心怀百姓而不能再谋取个人私利。

从古至今，清官廉吏从来都不罕见。古有“三汤道台”汤斌、“两袖清风”于谦，如今有“樵夫”廖俊波、“四有”书记谷文昌……像池浴德这样的“无花果”式的廉吏并不在少数，这些官员在仕途中虽未攒下分毫私利，却在民意闲谈中留下了清廉美誉。相比于“无花果”式官员为后人树立典范，“银树开花”式官员败坏的不仅是自身品德，更会污染社会风气。清朝末年，从朝廷至地方卖官鬻爵、贪污纳贿成风，“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已成为人们习以为常之事。翰林院编修洪亮吉曾撰《守令篇》对一些地方官员进行刻画，一个官员赴任前，亲友都要替他盘算，此缺出息若干，应酬若干，自己一年可得若干。至于民生吏治，从不过问。官员到任后也是先问一年的陋规收入有多少，属员的馈赠有多少，钱粮税务可贪污多少。在当时，执政为民的天下事却被经营成一本万利的买卖生意，而这些最终都层层加码落在底层老百姓身上。

然而，我们也莫急着嘲笑封建官吏当官发财的赤裸裸贪婪，即便在当下，指望着手中的权力“银树开花”之人仍未销声匿迹。从党的十八大以来被查处的贪腐官员来看，其中的不少人在初入仕途时也曾抱定“无花廉果”的信念，为群众办了不少好事、实事，但随着职务提升、权力加大，反而开始放纵自己，一步一步迷失了方向，沉迷于权钱交易。家人购房建房、子女出国读书、父母生病丧葬，大小事宜都能成为这些人索取贿赂的借口，看似“银树开花”皆大欢喜，实则是濒临深渊而不自知，早已沦为了金钱的奴隶。

习近平总书记同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时指出：“当官就不要发财，发财就不要当官。清清爽爽、义无反顾地去当官。不要把当官作为一个满足无穷贪欲、获得无限私利的捷径，那样迟早要完蛋。”是选择“银树开花”，在权钱交易中越陷越深，还是坚守“无花廉果”，无愧于人民赋予的权力？扪心自问，这一问题并不难作出选择，清正廉洁、执政为民本就是共产党人的立身之本。我们不能否认金钱是人生活之必需，但常言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有权不用，过期作废”这等歪理不过是少数人为自己的贪婪找的借口。正如一名被查处的官员所写下的忏悔：“一些贪欲之财就像烈性的定时炸弹，总有一天会把你炸得粉身碎骨。”

池浴德入仕数十载，虽未攒下多少家财，但他清正廉洁的行事作风却赢得了百姓发自内心的爱戴。直至今日，其曾任职过的浙江遂昌仍留有“曳舟亭”遗迹，流传着他爱民如子的事迹。古代官员尚有“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追求，今之为官者更需慎独慎微、从严律己，涵养廉洁正气，坚持为政不移公仆之心、用权不谋一己之私，切切实实对得起百姓托付在手中的公权力。（蓝雅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