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哇，300元!我抢到了一个大红包啦!”“吴家小院”微信群里的儿子欢欣雀跃着。

“小子，赶紧重新发回来。”我连忙说道。

“老爸，咋啦?”儿子甚是疑惑不解的问。

“呵呵!这是给奶奶的零花钱，不是发给你小子的。”我嬉笑着解释道。

去年年底单位事情多，没能回乡探望母亲，这个月的零花钱也就不能及时送到母亲手里了。想到母亲会时不时地在“吴家小院”群里2块、3块钱发红包调节气氛，还自己争着抢红包的情形，我索性便将这个月的零花钱，用微信红包发在“吴家小院”群里，让母亲抢一抢，也算给母亲一个乐子，还省却了到邮局汇款的繁琐手续了。

说到邮局汇款，不禁让我想起爷爷当年孝敬赡养曾祖母，每月给曾祖母汇款的事。

记忆中，70年代初，我约莫六、七岁的光景，每个月都会有邮递员到我们家送一张汇款单，而且送汇款单的日子基本上是固定的，上下不会超过一两天。听大人们讲，这是在外地工作的爷爷寄给曾祖母的生活费。

收到汇款单后，父亲会第一时间拿给患病在床的曾祖母看。通常，这时的曾祖母精神会突然地好起来，眼睛也会异常地光亮起来，而且脸上还会流露出少有的笑容。尔后，父亲小心翼翼揣着汇款单到街上去取款，并顺便给曾祖母买回来油条、大饼、蜜枣、桃酥、糖果等“高档”糕点食品。

曾祖母常年生病卧床，她的饮食在当时的农家算是很讲究的。每日早餐，要么油条鸡蛋糖水茶，要么鸡蛋蜜枣茶，或者煮大饼什么的，是附近乡邻老人都享受不到的待遇，他们都夸赞曾祖母养了个孝顺的好儿子，才有了如此的好口福。

父亲买回来的糕点食品都放在曾祖母床边的木橱里，这个木橱可是我和弟妹们最惦记的物件了。每每在外面玩耍疯癫够了，我们就齐刷刷地站在曾祖母的床前，个个砸吧着小嘴，看着曾祖母。这时，曾祖母总是会意地依次抚摸着我们的小脑瓜，说着“小馋鬼”，然后分发给我们每人一两颗糖果、或者几块桃酥什么的。于是，我和弟妹们每月都期盼邮递员能把那神奇的“小纸片”早些送过来，曾祖母床头的木橱里就会有满满的糖果和糕点了。

渐渐长大些后，我们才知道爷爷每月从外地邮寄给曾祖母的生活费是30元钱。这些钱在当时的农村，可不是一个小数目，一年算下来，不比一个劳力充足的农民家庭年收入少。因此，我猜想，在外地工作的爷爷一定很有钱，至少买糖果的钱不会少!

70年代末，我有幸被接到宿州去读书，与爷爷奶奶共同生活了五年，身在其中，完全颠覆了我之前对爷爷的猜想。

那会儿，爷爷奶奶的手头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阔绰宽裕，花钱的地方捉襟见肘的情形是常有的事。宿州家里除了小叔在部队当兵，不要爷爷奶奶负担，三叔在家待业，大伯家二姐无业在家帮助奶奶做些家务，小姑姑读高中，我正读小学，一家六口人的柴米油盐和穿衣，以及里里外外的花销，全靠爷爷奶奶每月一百多元钱的工资。为了节省家庭开支，爷爷奶奶总是精打细算，家什能不买的尽量不买，我们衣服破了补补再穿，一日三餐伙食也很简单，与平常百姓家饭菜一样，以吃饱为主。即使如此，多半月份还是超支，“青黄不接”也是常事。别无他法，爷爷只好向邻居同事葛爷爷借个三、五十元钱，以解燃眉之急。这在常人看来，一个厅级“大官”居然还向外人借钱，实在是难以置信的事情，但是在当时的宿州家里千真万确就是如此。

爷爷奶奶每月一发工资，首先是给曾祖母邮寄生活费30元钱，而后余下的钱才能安排日常开销。那段日子虽然过得很艰苦，但是爷爷从来没有动过减少曾祖母生活费的念头。他曾经谆谆教导我们说，赡养孝敬老人是我们中华民族古老的传统，是身为人子应尽的义务。

算起来，爷爷自1957年10月从天长外调至宿州地区工作，先后辗转泗县、灵璧、五河、宿县等地任职，到1979年10月曾祖母病逝，在整整22个年头里，264个月份中，一共给曾祖母邮寄了264张汇款单，累计金额7920元钱。这不是一组简单的数字统计，它体现了爷爷敬老重孝的高尚美德，即使身在外地也不忘孝敬赡养家中老母亲。

当下，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人们更加喜欢支付宝、微信支付等“无现金”的支付方式，邮局汇款的传统方式已很少使用了。而爷爷当年赡养曾祖母邮寄264张汇款单的事，不仅仅是乡邻们津津乐道的一段佳话，更激励我，崇德向善，知孝行孝，善待家人，崇廉尚洁，外廉里孝，秉承孝廉好家风。(天长市纪委监委驻市农委纪检监察组 吴正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