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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死的价值  

时间:2017-12-12 09:47    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     分类:清风苑     编辑:张晓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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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浩瀚的文学史也是一部人类生命认识的考量史,两千多年前,两位文学伟人在生死劫难面前以迥然相异的生命选择为后世铸就了永恒的精神丰碑。

“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皇览揆余于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屈原出身高贵,与楚王同姓共族,曾先后担任左徒、三闾大夫等重要官职,《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对其有“竭忠尽智,以事其君”的评价。

“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屈原初始深受楚怀王的信任,然而好景不长,他的才能和主张最终遭到了楚国保守势力子兰、郑袖、靳尚等人的嫉妒,被谗害先后两次遭到放逐。面对楚国日益腐化衰败的现实,他只好徘徊在流放地以诗歌抒发忧国忧民之情,留下了《离骚》《九歌》《天问》等不朽诗篇。公元前278年,行吟在汨罗江畔的屈原听闻秦军攻破了楚国国都郢,绝望之余,怀揣着理想抱负以及一腔的忧愁悲愤纵身投入了滚滚的汨罗江水。

深思高举洁白清忠,汨罗江上万古悲风。屈原这悲壮的一跳留下了万世流芳的爱国美名,也给后人带来了无尽的思索。追根溯源,我们不难发现楚人有把荣辱看得比生命更为重要的精神传统。屈瑕,虽多次为国立功,结果却因一次兵败便自缢以谢国人;楚怀王,虽不是一个有道明君,但却宁愿客死秦国,也不愿割地称臣;后来的项羽,虽然可以渡江以图东山再起,但他自觉无颜见江东父老而选择了乌江自刎。毫无疑问,楚人这种独特的超越生命的荣辱观念对屈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除了精神传统的熏染,还有个人对生命形象的坚守。“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在屈原看来,崇高完美的生命形象不仅需要有先天美好的品质,还需要有后天的修习完善。他继承了儒家“内圣外王”的修身之道,常常借香草美人喻示自己对高洁品行的追求和超卓才能的修习。外在的生命形象方面,他向往那种伟岸高洁的仪表气度,“带长铗之陆离兮,冠切云之崔嵬”。正是对美政理想的执着追求,对自我生命形象的完美坚守,屈原选择了“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也不愿沦为秦之降臣,“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

三闾大夫屈原沉江一个多世纪后,面对类似的人生困境,另一位文学伟人却选择了“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他就是西汉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司马迁。

司马迁祖传“史官恒业”,十岁时,随父亲至京城长安,师从伏生、孔安国等名儒。二十岁时,开始外出壮游,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素材。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司马迁继任父亲的太史令一职。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因李陵事件,司马迁突遭横祸,被处以宫刑,备受凌辱。然而,为了完成《史记》的撰写,他忍辱负重,经受了肉体和精神上的双重磨难,五十岁时出狱任中书令,继续奋笔疾书,至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终于完成了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司马迁对生命的价值有深邃的认识,他认为,“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那么,哪些人称得上是“倜傥非常之人”呢?他们是“拘而演《周易》”的文王、“厄而作《春秋》”的仲尼、“放逐乃赋《离骚》”的屈原、“失明厥有《国语》”的左丘、“膑脚修列《兵法》”的孙膑等发愤著书的圣贤。可见,在“立名者行之极也”的认识之下,在各种“立名”的方式中,司马迁最推崇的名山事业是著书立说。对司马迁个人而言,他要完成一部“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记》,这既是他本人的理想也是父亲的遗愿。若为名节赴死,则“鄙陋没世”,“文采不表于后世”,自我的生命价值“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无以异”;若隐忍苟活,则“自沉溺缧绁之辱”,使“先人蒙羞”,为“乡党戮笑”。在生死两难的人生大悲痛中,司马迁最终以精神的高贵超越了世俗的屈辱,为后人树立了一座难以企及的人格丰碑。

一个毅然赴死,一个忍辱而生。不同的生死抉择,相同的情怀,两位古人以其伟岸的人格和独特的生命思考成为了后世的精神标杆。(晏震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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