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老百姓自古以来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 盐是人们生活必需品,是维持人体正常功能不可或缺的物质。中国历代王朝都把盐看作是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因为盐的收入不仅可用于军队开支，还可用于修筑防御性建筑，所以实行的都是垄断政策。
宋代在建国之初针对盐采用的还是“榷禁”制度，即由官府经营生产和销售，官卖官卖，不允许通商，不允许私人贩卖盐获取丰厚的利润。
陕西路解州（今天山西运城县）盛产盐，有盐池，尤其是所产的“颗盐”历史悠久且成本低，供应给三十多个州郡，但运盐的搬运任务官府让百姓无偿承担，若在运送过程中产生损失，也由承担搬运的百姓来赔偿，否则就会被披带枷锁，关进牢房，当事人若是逃跑，便捉拿他的家人顶罪，如此弄的千家万户惶恐不安，而且生产和销售的官员之间相互勾结，损公肥私，使得国家利益多数进了官员的腰包。
针对上述情况，当时在汝州做知州的范祥，便提出了解盐的改革方案，一是产销分开，原先官营销售改为通商，让商人自由贩卖，二是原先用实物换盐的做法改为票券的方式，减少运送成本，三是防止西夏的“青盐”倾销内地，先由商人运输，再卖给官府，由官府统一销售，四是若是有盐商暂时去不了的地方，继续由官府销售，旨在保障居民生活用盐。但新的盐法因商人持观望态度，贪官暗中捣鬼，面临的是四面楚歌。
但包拯坚决支持范祥的盐改，他一连上了三道奏折《言陕西盐法》，在奏折中，包拯结合自己两年前在陕西担任转运使的经历，向朝廷说明了旧盐法的危害性，他说“法有先利而后害者，有先害而后利者”，旧法虽能给国家带来丰厚的利润，但民困兵疲，新法虽减少国库收入，但可以保养民力，“国家富有天下，当以恤民为本”，他接受皇帝指派，再度进陕，“臣奉敕差往陕西相度盐法，自入陕西界，沿路访闻，”沿途访问百姓对食盐销售的意见，从而真真了解到了盐法改革是“于国有利，于民无害，理甚灼热”。
为了范祥的盐改，包拯可谓是力排众议，最终使皇帝下定决心，下令陕西的盐法按照范祥的方案执行，但此时包拯又有了新的想法，他认为盐改虽按照范祥的方案改，却不让范祥自己去操作，恐难以获得好的成效，于是又上奏皇帝《请除范祥陕西转运副使》，范祥最了解盐法利害，事权归一，才能有望早见成效。
正因为包拯的求真务实和勇于创新，使得范祥的盐法改革在他的支持下得以成功推行，就如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记载“行之数十年，至今以为利。”(合肥市纪委监委 卢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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