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史今读】千年重温司马光

时间:2019-11-25 10:31    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     分类:廉史今读     编辑:张晓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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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光,字君实,陕州夏县(今山西夏县)涑水乡人,故世称涑水先生。他是七岁便因破瓮救友而名震京洛的机智少年,是编纂巨著《资治通鉴》的史学家,是北宋四朝重臣。他一生正直磊落、忠心为国,“光孝友忠信,恭俭正直,居处有法,动作有礼”,这是《宋史》对他的高度评价,他也成为后人心中理想的文人士大夫形象。

今年是司马光诞辰一千年,让我们重温他的故事,从中汲取精神养分。

“论公之德,至于感人心,动天地,巍巍如此”

苏轼在《司马温公行状》中,对司马光如此评价:“论公之德,至于感人心,动天地,巍巍如此。”

司马光出生于宋真宗天禧三年(公元1019年),当时他的父亲司马池正担任光州光山县令,于是便给他取名“光”。司马光家世代官宦,其父司马池后来官至兵部郎中、天章阁待制,“以清直仁厚闻于天下,号称一时名臣”。司马光受家庭熏陶,忠厚笃诚。

据宋邵博《闻见后录》记载,司马光五岁那年,有人送来一些青胡桃,他和姐姐想吃,却剥不开皮。姐姐有事走开后,家里仆人用热水烫开了青皮。不一会姐姐回来了,问他是谁想出的办法,司马光逞能说是自己。事情的经过正好被父亲看到,他厉声斥责了司马光。严厉的批评让幼年的司马光记忆深刻,“光自是不敢谩语”。

司马光将“君实”作为自己的字,也许正是提醒自己做到时时、事事要“实”。后来有学生请教他修身之道,司马光说:“其诚乎!吾生平力行之,未尝须臾离也。”

时任并州知州、河东路经略安抚使的庞籍与司马光的父亲司马池是好友。庞籍经常到司马光家做客,与司马光接触颇多。庞籍是个慧眼识才的人,他看到司马光品行端庄,天资聪颖,征召他为并州通判。麟州屈野河西有很多良田,西夏人蚕食这块地方,成为河东大患。司马光建议,修筑两个城堡来控制西夏人,招募百姓耕种,耕种的人多,那么买进粮食的价格就会低,也可以渐渐解除河东高价买进粮食远距离运输的忧患。庞籍采纳了他的建议。麟州守将郭恩勇猛但轻敌,连夜率部渡河筑城,却没有设防,结果被西夏军围歼。庞籍对这次事件主动承担了全部责任,因此获罪去职,而司马光幸免无事。之后,司马光向皇帝连奏三状,表明郭恩覆灭是自己的过失,庞籍是出于保卫边防的忠心,“过听臣言,以至于此”,愿意承担首要责任。但是朝廷没有答复。后来庞籍去世,司马光待其家人如自己的亲人。

司马光与政敌王安石之间的交往,更能体现他的诚与实。二人一个保守,一个激进,但均是竭诚为国之人,只因政见不同成为“对头”。有人劝司马光弹劾王安石,司马光回绝:王安石没有私心。司马光还三次给王安石写信,劝谕王安石不可“用心太过,自信太厚”,借此“以尽益友之忠”。司马光说:“光与介甫,趣向虽殊,大归则同”。1086年5月,王安石去世。噩耗传来,司马光深为悲憾。他担心王安石可能会遭受小人的鄙薄和诋毁,立即抱病作书,告诉右相吕公著:“介甫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不幸介甫谢世,反复之徒必诋毁百端,光意以谓朝廷宜优加厚礼,以振起浮薄之风。”朝廷根据司马光的建议,追赠王安石为太傅。

“于物澹然无所好,于学无所不通”

司马光生在官宦之家,但父亲司马池的清廉与俭朴对他影响深远。他深知“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俭能立名成业,侈必堕落自败”。司马光在《训俭示康》中说:“吾本寒家,世以清白相承。吾性不喜华靡,自为乳儿,长者加以金银华美之服,辄羞赧弃去之。”

司马光无论早年做地方官吏,还是后来任高官要职,一直是“食不敢常有肉,衣不敢有纯帛”。宋仁宗深知司马光生活窘迫,临终留下遗诏要重赏一批像司马光那样功高德劭的重臣。司马光率领同僚三次上书,劝谏说:“国家还有大的忧患,内外贫乏,不可专门效仿乾兴的旧事。如果必须赠送、赏赐,应准许大臣向上进献所得赏赐的金钱来帮助营建山陵。”但一连几次均未获准。最终,他将朝廷对其赏赐分作两半,一半充作办公经费,一半用来补贴贫困亲友,自己则分文未取。

他在洛阳闲居时,好友范镇来看他,走进屋内,除见到四壁的书架上摆满图书之外,别无他物。床上的被褥已经破旧,让人感到寒酸。范镇深感司马光太清苦,返回许州后,让夫人做了一床新被子,托人捎给司马光,司马光非常感动,在被头上端端正正地写着:此物为好友范镇所赠。并一直用到去世。

做官几十年,司马光只在洛阳有田三顷。妻子去世时,家里无钱办丧事,只得典当薄田置棺埋葬。而司马光临终时,一朝宰相家贫如洗,只有枕间《役书》一卷。

于物无所好的司马光,却“好学如饥渴之嗜饮食”。南宋朱熹《三朝名臣言行录》记载了他苦学的故事:“司马温公幼时,患记问不若人。群居讲习,众兄弟既成诵,游息矣;独下帷绝编,迨能倍诵乃止。”也留下了司马光的学习方法:“书不可不成诵,或在马上,或中夜不寝时,咏其文,思其义,所得多矣。”

从小醉心史书的司马光尤其喜欢《左传》。《司马光传》中曾记载过他童年读书的一个片段:“七岁凛然如成人,闻讲《左氏春秋》,爱之,退为家人讲,即了其大指。自是手不释书,至不知饥渴寒暑”。

在洛阳独乐园编纂《资治通鉴》时,司马光让工匠在园中挖了个大坑,砌成一间地下室,作为写作之所,美其名曰“壤室”。地下室冬暖夏凉,又无人打扰。当时大臣王拱辰亦居洛阳,宅第非常豪奢,中堂建屋三层,最上一层称“朝天阁”,对照之下,洛阳人戏称:“王家钻天,司马入地。”邵雍向富弼讲洛阳新鲜事说:“近有一巢居,一穴处者。”

司马光夜以继日、通宵达旦,还怕自己因疲劳睡过了头,耽误编书,特意叫人用圆木做了个枕头。木枕又圆又光又滑,稍稍一动,头即落枕,人便惊醒,于是便可继续起来伏案编写。后人称此枕为“警枕”。据说仅编写《资治通鉴》的草稿就堆满了两间房子。

除了《资治通鉴》,司马光的著作还有《通鉴举要历》八十卷、《稽古录》二十卷、《本朝百官公卿表》六卷。此外,他在文学、书法、经学、哲学乃至医学方面都进行过钻研和著述,留下了《潜虚》《涑水纪闻》《司马文正公集》《翰林诗草》《注古文学经》《医问》,等等。

《宋史·司马光传》称司马光,“于物澹然无所好,于学无所不通”。

“大忠大义,充塞天地,横绝古今”

司马光20岁就步入官场,做过县官、州官等地方官,更多是在京中做朝官,在多个部门任过要职。司马光又是一位历史学家,通观古今,对治国安邦的方略有深入的研究。他秉性刚直,勇于坚持原则,敢于弹劾、批评权臣。1061年,皇帝下诏迁司马光为“起居舍人兼同知谏院”,这给司马光建言献策提供了平台,他赋诗明志:“恩与乾坤大,身如草木轻。何阶致明主,垂拱视生平。”

司马光经常上书陈述自己的治国主张和施政理念。宋代的科举制基本上是承袭唐制,注重辞赋的优劣。司马光认为辞赋是文人的事,当官要德才兼备。他在《论举选状》中提出,科举选人应“以德行为先”,其次是经术,再次是政事,最后才是艺能。“明经”科向来考五经、九经的背诵能力,所以一些擅长背书的人往往高中,有治国安邦实际工作能力的人反而会落选。司马光在《论举选状》中,主张把“明经”一科从死记硬背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多出一些分析性的考题。1061年,苏辙在科考的答卷上批评皇帝不关心边防、沉湎后宫、赏赐无节。胡宿等老臣认为此人狂妄大胆,对皇上不恭,不可录用。而司马光则认为,苏辙直陈朝政弊端,正是忠臣之本色,是“德行”之优者。仁宗皇帝正欲改革积弊,赞成司马光的观点,苏辙被录取了。

司马光除了关注皇帝修身、皇位继承、治国政纲等关系国家命运的大事外,同时也把注意力放到民众身上,他发出了关心人民疾苦,减轻人民负担的呼声,这种心系民众的思想几乎贯穿在他所有的奏章里。司马光反对宫中宴饮和赏赐等奢侈之风,他上书《论宴饮状》,恳请皇帝为民着想,悉罢饮宴。他上《言遗赐札子》,反对朝廷不顾国家实际,厚赏群臣。他在《论财利疏》中指出:当今天下最苦的是农民,因为“农民苦身劳力,粗衣粗食,还要向政府交纳各种赋税,负担各种劳役。收成好的年代,卖掉粮食以供官家盘剥,遇到凶年则流离失所,甚至冻饿而死”,建议切实采取一些利民措施。

王安石变法时,因政见不同,司马光退居洛阳,通过编纂史著,从历史的成败兴亡中,提取治国的借鉴,“使观者自责善恶得失”。可见司马光著史,是其从政治国的另一种方式。耗费19年终于完成了《资治通鉴》后,司马光在《进<资治通鉴表>》中说:“臣今筋骨癯瘁,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旋踵而忘。臣之精力,尽于此书。”

司马光第二次回朝为相后,朝廷对他非常器重,他也成了有“国际”声望的政治家。西夏、辽国的外交官到了宋朝,一定要探问司马光的健康状况。西夏和辽国的皇帝还一再叮嘱本国的边防军:“现在司马光当了宋朝宰相了,你们千万不要挑起边境事端,免得惹事上身。”

司马光更是以身报国,不分昼夜地劳累工作。不少人见他身体羸弱,用诸葛亮吃得少而事情多的例子,劝他引以为戒。司马光却说,死和生,是命中注定的事,别去管它。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弥留之际,司马光说的还都是朝廷、国家的大事。难怪名相韩琦当初盛赞司马光“大忠大义,充塞天地,横绝古今”。

1086年9月,司马光去世。临终前,他嘱咐儿子司马康:死后仍穿平时衣服,盖上范镇赠送的被子,将他的灵柩运回老家,予以薄葬。太皇太后听到司马光去世的消息,非常悲痛,和皇帝立即去吊丧。京城的老百姓罢市前往凭吊,有的人甚至卖掉衣物去参加祭奠,街巷中的哭泣声超过了车水马龙的声音。等到安葬的时候,前去送葬的人哭得非常真诚,仿佛是在哭送自己的亲人。朝廷赠封司马光为太师、温国公,谥号文正。(郑学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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