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的文明进步关系到整个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自古以来，中国家庭就特别重视家风建设——家风正，则民风淳；家风正，则政风清；家风正，则子孙兴。

在良好家风的塑造和形成过程中，母亲起着特别重要、无可替代的作用，对子女有着铭记终生、独一无二的影响，正因如此，习近平同志在谈家风建设的时候曾经特别强调：“要注重发挥妇女在弘扬中华民族家庭美德、树立良好家风方面的独特作用。”

中国历史上有许多伟大的母亲，她们对儿女的谆谆教诲、以身作则，塑造了他们的磊落人格，成就了他们的辉煌事业，自己也成为后世学习和致敬的典范。

清廉为公

陶侃是东晋名将，幼年父亲早逝，与母亲湛氏相依为命，生活非常清苦，靠母亲纺纱织布赚取微薄酬劳供他读书。后来，陶侃做了渔梁吏，官府给衙门发了腌鱼。他想起贫寒中的母亲，就用陶罐盛了一点鱼捎给母亲。陶侃的母亲是一位非常贤惠、深明大义的女性，不但不受，还将陶罐封上退回，并附信责备说：“你是县府的官吏，却拿公家的东西回来孝敬我，你以为我会高兴吗？你这么做，只会增加我的忧虑啊！”此事至今在长沙民间仍传为美谈。

仁厚济世

苏轼的母亲程夫人教子重视言传身教，苏轼回忆幼年时母亲对自己的教育，终身难忘的就是母亲仁厚惜生，“不残鸟雀”。苏家的书堂前花木丛生，众鸟在树上筑窝。程夫人厌恶杀生，严禁小孩和仆人们捕鸟。几年当中，那些鸟的窝就筑得很低了，低头就能看见，但和人相处怡然，各得其乐。

程夫人慈悲和善，教育子女要有仁者之心，对苏轼影响很大。苏轼在后来非常艰苦的贬谪生涯中，不仅不杀生，还尽其所能兼济天下，发展教育，改善民生，海南出了历史上第一个进士，就是苏轼奖掖扶助的功劳；看见野外暴露的尸骨，苏轼总是哀痛不已，为文给以祭悼，将之掩埋。在黄州，在儋州，莫不如此，这些都是非仁者不能为的。

自强自立

蔡元培的母亲周太夫人，虽无多少文化，却贤惠能干，且颇有志气。丈夫病故后，周太夫人靠典衣质饰，省吃俭用，抚养诸子成人。一些亲友见元培兄弟孤苦无依，提议募款接济，周太夫人婉言谢绝，不愿受人施舍。她常勉励孩子们要“自立”“不依赖”，对孩子们管教甚严。晚年的蔡元培常常提到母亲的养育之恩和人格影响，他深情地说：“我母亲是精明而又慈爱的，我所受的母教比父教为多，因父亲去世时，我年纪还小……我母亲的仁慈而恳切，影响于我们的品性甚大。”“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欤，君子人也。”在母亲周氏的慎言教育下，蔡元培才成为“近代确合乎君子的标准的一个人”。

矢志报国

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的母亲章兰娟，是杭州富商之女，清逸温婉，知书识字，记忆力和计算能力超群，颇具数学天资。章兰娟在钱学森很小的时候，就常给他讲岳飞精忠报国、陆游仗剑去国、杜甫忧国忧民、诸葛亮忠于汉业，为辅佐蜀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等故事。每当听到这些故事时，钱学森总是非常认真、投入，稚气的脸庞上充满了对古人的崇敬。他们的高风亮节在幼小的钱学森心里，打下了深深的烙印。新中国成立后，远在国内的母亲每次在给钱学森写信时，都提醒他早日回国，报效祖国。钱学森始终把母亲的教诲牢记在心头，最终几经辗转回到了祖国，投身于“两弹一星”的研究，为我国的航天事业立下了不朽功勋。

古语云“家有贤妻，男儿不惹横事”，在家庭中，母亲往往承担着子女最初的教育重任，是营造良好家风的第一“软实力”。母亲通过言传身教来影响家人，鞭策家人，树立“以勤立家、以德治家、以俭持家、以廉保家”的良好家风，无疑将有效地帮助帮助孩子形成美好心灵，促使他们健康成长，长大后成为对国家和人民有用的人。（泗县档案局 刘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