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任建明教授主编的《反腐败制度与创新》，在对14项反腐制度进行综合分析基础上提出，反腐败能否成功取决于制度，但单个制度不能解决腐败问题，必须形成结构清晰、层次分明、逻辑严密的制度体系，强化制度合力，对于健全我国反腐败制度体系具有借鉴意义。
构建中国特色的权力制约与监督制度。西方政治架构的基础是分权制衡，而我国监督制度是由中国的政治体制和历史文化决定的，监督目的是保证公权力正确行使，更好促进干部履职尽责、干事创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这与西方分权式制约、对立性监督有本质区别。党章规定，党代会同时选举产生党的委员会和纪律检查委员会，这是确保党的领导权与监督权共生并存、协同作用，实现共同目标的重要制度安排。决策、执行、监督都是党的工作、党内分工，前提是坚持党的领导，纪委监委履行协助职责和监督责任，尤其要把握好这一点。
完善中国特色的防止利益冲突制度。防止公职人员代表的公共利益与其个体利益之间的冲突是西方反腐的重要制度安排。在我国，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建立健全防止利益冲突制度，很多地方在规范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经商办企业行为等方面进行了实践探索，取得很好效果。然而，利益冲突形式多样、成因复杂，在不同地区、地方和部门之间差异很大，必须把握共性与个性关系，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从不敢、不能、不想多个角度，严格规范和有效防止各种利益冲突，做到“当官就不要想发财，想发财就不要去当官”。
结合中国实际，进一步完善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制度，推动核查全覆盖、常态化，同时加快金融实名制、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使制度实效性更强。
坚定中国特色反腐败的制度自信。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既要广泛借鉴国际有益经验，吸纳合理成分，推进反腐败斗争法治化规范化，更要坚持实事求是，立足中国国情，把制度建设贯穿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全过程，构建特色鲜明、务实管用的制度体系。（钟纪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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